我为什么会写小说？而不是像我准岳父大人那样，写诗，因为我能坐得住，我因为慢性肾炎不敢沾酒，所以每每一屁股坐下来，必定要在思想的海洋里，乘风破浪，直至夜深。
其实，认识张蓓蓓之前，我就已经认识了张胜天，那时我还没有手机，我给所有刊物投稿都是留的寝室电话，接到张胜天的电话，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我写了一篇两万字的诗歌评论，当然你懂的，我也是搞逢迎拍马这一套，我料定张胜天是个俗人，写诗的都是俗人，果然不出所料。
“小子，你懂我，”张胜天的普通话特别标准，甚至可以说很高级，多少年以后，我才听张蓓蓓说，她爸是北师大毕业的，和苏童是同学。我已经忘记这第一笔稿费是怎么挥霍掉的了，可是我认识了一个编辑，所以我的思想，不再局限于我的脑海，它可以传播了，它甚至可以有所发展，发扬光大。
真正拜见准岳父大人是在菱湖公园，黄梅戏学校的一个老师在排一部现代戏，邀请张胜天指导，张胜天打电话让我过来观摩，我说我有课，他说是上学重要还是文学重要，我无言以对，他又补了一句，怕毛啊，我觉得他说的对，毅然决然的旷了一天的课。有些人看不起戏子，以为咿咿呀呀的很容易，实则不然，戏校的学员出口成章，九韵十三辙，信手拈来，不假思索，前一秒我到街上做衣裳，后一秒刘裁缝把我细打量，起承转合，无缝对接。
中午难免要喝，张胜天要开古井贡，戏校金主任要开口子窖，两人为此争得面红耳赤，我看不过去，上前甩了金主任一个耳光，金主任捂着脸，连忙道歉，骆公子，失态了，说完，大家一团和气，推杯换盏。后来，听张蓓蓓说，她爸和金主任在另外一个饭局，结结实实的甩了一架，因为金主任发现他被欺骗了，原来我不是骆市长的儿子，我也奇怪，我什么姓骆了？可是我姓什么呢？我只知道我是一个哑巴的儿子，我的小时候都是在辱骂和糟践中苦苦的熬过去的，我以为长大了，就会好的，回头发现，小时候的委屈其实只是毛毛雨，真正的凛冬，永远在明天以后。
回到宿舍，我力图把酒抠出来，拇指，食指，中指，轮流上场，可惜见效甚微，张振劝我戒酒，我突然悲从中来，我需要戒的是酒吗？我需要戒的是自卑吧，以及通过文学改变命运的痴心妄想。张振一直在戒烟，他自己说的，其实他要是不说我也不知道，他压根从来就没有在我和同学们面前抽过一次香烟，就像我从来也不会为了顾及友情而同学聚会的时候举起酒杯，我觉得不值得，凡是和理想无关的牺牲，都是不值得的。有时候，我很是羡慕张振的单纯，他说他最快乐的就是在周末的下午爬上学校后山，然后从上面滑下来，像幼儿园孩子从滑滑梯上滑下来一样快乐。我一直在思考这其中的快乐的本质，是对童年的缅怀，还是畏惧长大。后来我成为一个尿毒症病人了，我才明白，人生需要缓冲，滑滑梯就是最好缓冲，没有这个缓冲，人被逼到痛苦的悬崖，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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