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四个人，好不容易才挤上了长途客车，两小时后，到了吉首汽车站。然后转车——花垣、保靖，在保靖找了家小旅馆，休息了一晚后。我们三个晕车晕得一塌糊涂的小孩们，继续在拥挤的大客车上昏昏沉沉，到了永顺也没有恢复过来，吉老师连拽带拉的，才好不容易把我们弄进了接待这次比赛的旅馆。
没有办法，那个时候的大客车数量少，所以每一台车上的旅客可不是一般的多，限客三十的车里至少挤满了七十个人；何况车上挤的可不止是人，物资极度缺乏的当时，人们去一趟吉首，可都会带一些当地买不到的东西带回去——于是车厢里永远充斥着鸡鸭粪便的臭味、夹杂着呕吐声或是小孩子们对着车门小便的声音——和气味。
况且在经过吉首矮寨那一段从山脚绕了无数个圈到了山顶后、再从山顶如瀑布般一泻而下，有如过山车一般刺激惊险——被誉为中国第一“公路奇观”的时候，路况的忽上忽下，足以把人的神经忽悠得紧张到极限。而整个旅途的路况，都属于在拥有着十余年流浪经历的我眼中很差、极差的那一类型。
这种环境，就算号称从不晕车的吉老师也有点犯迷糊，何况我们几个从未出过远门的小家伙。
倒在旅馆的床上，我们但求长睡不愿醒。而吉老师还得拖着疲乏至极的身体为我们打水洗脸洗脚，力求让我们睡得更为舒适，能够在后天的比赛中再度打起精神来。
我终于理解了为什么接下来几年的比赛中，带队的老师先后换成了邓老师、杨老师和方老师。而在我六年级最后一次参加这项比赛的时候，带队的是一个我们谁也不认识的，据说是为了学校带队出门比赛专门从外面特招的人员——之所以记得这个人，是因为每每我们叫她秦老师的时候，她总是乱摆着手，惊慌的说：“我可不是老师，你们就叫我秦姨好了。”
足足倒下了两天一夜，在我们到达永顺的第二天晚上，才慢慢从晕车带给身体的极度不适中恢复过来。连赛前必须的去考场遛遛观察地形什么的，也都是吉老师一个人独立完成的。
两个小姑娘缠着吉老师要去逛街——我苦笑着摇了摇头：女孩子们在一起永恒的话题便是逛街，这一点丝毫不因时间和空间的转变而转变，上辈子我没少在这上面吃过苦头——我从旅行包里翻出一本小说开始看起来，摆明了不想和她们同流合污。
这一次的比赛，吉老师由于没有带队经验，犯下了一个很大的、原则性的、被以后的各个带队老师吸取教训从未再犯的错误：她不应该把我们这些身上根本没有带过什么钱的小屁孩——当然我这个有着不菲稿费收入的神童除外。说实话，我还真没把这一天四块八的小钱放在眼里——参赛费、伙食费、出差补助什么的在赛前一次性发放到我们的手上。
身上摆放着从未拥有过的、将近二十块之多的巨款，两个小姑娘早都乐得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我甚至怀疑她们根本就忘记了我们这次出行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看到她们眼中放出的光芒——她们早就盘算好、也商量好了这笔巨款可以用来买多少多少这样那样的玩具、装饰品等等等等，就等着吉老师答应带着她们出门逛街。
虽然这笔钱让她们得意忘形，但至少她们还没有丧失理智到如果得不到吉老师的允许，她们就敢偷溜出去的程度。而吉老师这个老古板，我清楚的记得上辈子在我们三个人强大的眼泪攻势下，也牢守着最后一片阵地，直到比赛结束后，即将离开永顺的那一个晚上，出于对两个一等奖一个二等奖的奖励，才带着我们逛了半个小时的街。
那半个小时里，我吃到了一生中的第一根牛肉串；而一年后，在保靖比赛的我，吃到了一生中的第一个冰激凌；再一年后，在花垣比赛的我，喝到了一生中的第一杯橙汁。
一毛一根的牛肉串、三毛一个的冰激凌、一块钱三杯的橙汁，比起韩式或日式烧烤、比起哈根达斯、比起星巴克——这样的价钱低得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为何在此之后，我就再也没能感受到当时的那种美妙的味道，那种爽到极点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感觉？
看着她们的不依不饶，尘封于心底的回忆，一下子都浮出了水面。那时的我们，是多么的单纯和容易满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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