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受到日本关东军赤裸裸的直接参战威胁，晋绥军只好在绥远战役中放弃了进一步推进，拿下商都的战略目标。而日伪军方面，则并不甘心失败。田中隆吉抱着翻本的希望，命令“大汉义军”的副司令雷中田集结多支伪土匪部队，向百灵庙反扑。1936年11月28日，敌以汽车100余辆运兵3000余人到锡拉木楞庙，准备反攻百灵庙。次日，匪首王英指挥伪军骑兵2000余人绕过商都以北，运动到陶林西北一带牵制晋绥军。
必须要说的是，晋绥军在傅作义将军的高明领导之下，在这次绥远战役中各方面都有精彩作为，而战术指挥表现尤为不错。晋绥军在攻克百灵庙之后，受大势所迫不能乘胜追击。但他们在得知伪军在百灵庙以东35公里的锡拉木楞庙集结以后，就料定敌必反攻，果断制定了退兵诱敌，守庙打援的方针。
1936年12月3日，伪军开始反攻百灵庙。绥军守卫部队一个团，按照原定计划，稍作反攻之后，就且战且退，诱敌深入。一到天黑的时候，早就埋伏在庙外的大部晋绥军开始发起猛烈反击，深入之敌大败而逃。到了第二日上午9时，晋绥军彻底粉碎了伪军的反攻，击毙“大汉义军”副司令雷中田及日、伪军500余人，俘虏200余人，并将王英伪军主力牵制于乌兰花一带，锡拉木楞庙敌守备力量大为减弱。
伪蒙军残部退到锡拉木楞庙和布拉图庙。接连不断的失败，部队实力的巨大损失，导致伪军内部、伪军和日本顾问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关系急剧恶化。这些土匪，连一起享福的时候都得担心他们暗下毒手独吞好处，要指望他们能够共患难，可以说比让奶妈蔡文姬拿五杀还不现实。连续战败的打击让伪军旅长金宪章、石玉山等匪首感到叛国附敌已经是死路一条了，墙头草的土匪天性立刻激发，马上就纷纷派人和傅作义接洽反正事宜。
1936年12月8日，石玉山部1个旅在阵地反正。9日凌晨，金宪章也率部反正，将日本顾问小滨（笑柄？难怪。）大佐及以下27名日本军官悉数杀死，同时向伪蒙军第7师穆克登宝突袭，将其大部歼灭，制造了震惊中外的“锡拉木楞庙事件”。
这个反正表现如此生猛的伪匪军旅长金宪章，原来内里另有乾坤。金宪章原为因在河北马兰峪盗窃清东陵而出名的军阀孙殿英手下一旅长。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时，金宪章跟随孙殿英部拥护冯玉祥、阎锡山反蒋，后来蒋胜出，孙殿英投靠了少帅，金宪章隐居天津。
1935年，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兼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策划刺杀满洲国皇帝溥仪，孙殿英积极响应，并向宋哲元推荐金宪章来实施刺杀计划。孙殿英与金宪章密谈后，金宪章慨然应允，他表示：“为国除奸，何惜微躯！”按照宋哲元的计划，1936年3月金宪章召集旧部四十余人，前往蒙古投降日军，被编入王英“大汉义军”部，任旅长。金宪章假投降日军后不久，绥远战役就开始了，在战役全程，他都向傅作义提供了伪军的关键作战计划，居功至伟。
因为满蒙贵族之间交流频繁，金宪章去蒙古假投降，原来是为了将来寻找合适时机刺杀伪满洲国伪帝溥仪，没想到却在绥远战役起到了如此巨大的作用。金宪章是以伪匪军首领的身份下令诛杀了日军顾问小滨大佐等27人，反而令日本人难以发作，因为对日本人而言，这实在是很丢脸的一件事情。
金宪章和石玉山的反正引起了连锁反应，1936年12月9日，晋绥军进占锡拉木楞庙。此时，伪蒙军呈土崩瓦解之势，剩余的将领纷纷率部反正。王英带着一点残兵逃回张北，被气急败坏的日军全部缴械。至此，“大汉义军”彻底覆灭。
绥远抗战沉重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吞绥远，建立伪“大元国”的阴谋。“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对日先后有过淞沪、长城抗战，每次战后无一不是以签订割地丧权的辱国条约而告终。而绥远抗战获得了既收复了失地、又没有签订任何条约的胜利。
日本关东军原以为晋绥军不中用，一吓唬就会跑，“只要以日本人为顾问，以王英部为前锋，利用汉人打汉人，蒙古军在后支援”就可以轻易取胜。结果事与愿违，近万名伪军和几十名日本顾问被歼灭，“大汉义军”彻底覆灭。此后日本不得不撤走了在青海、绥远、宁夏地区的日本侨民，撤销了阿拉善地区的特务机关。伪军整体的低劣表现和金宪章的反戈痛击，让日本关东军留下了深深的心理阴影，从此再也不轻信伪军了。整个抗战期间，后来的日伪军就一直是送装备，送人头的，再也没有表现出一点点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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