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占中国的内蒙古，是日本侵略者“满蒙计划”的一部分。日本自1933年侵占热河和冀东之后就计划建立一个类似伪满洲国的“蒙古国”，计划分三步：第一步占领蒙东。从九一八事变到侵占热河，这一步已经实现了。第二步是利用内蒙古民族分裂主义者和上层统治势力如德王（德鲁楚克栋鲁普）等制造“内蒙古自治运动”，这一步正在加紧实施。第三步，在占领热河省的基础上，再占领中国“塞北四省”中的察哈尔和绥远二省（剩下还有一个宁夏省），建立一个名为“蒙古大元帝国”或“大元共和国”的傀儡政府。
此前日本已经通过诸多手段逐步将察哈尔控制在手里，现在又把矛头对准了绥远。绥远在内蒙古西部，北接外蒙古，南界晋陕两省，东临察哈尔，西接宁夏、甘肃。控制了绥远，就构成了对华北、西北的包围态势，就获得了侵入华北、西北的理想通道，就能封锁中国，隔绝中国获得苏联援助的最后一条通道。最重要的是，控制了绥远，“大元国”就可以正式上马了。所有防御塔已经全部推倒，绥远就是“蒙古战场”的中方水晶高地。
日本关东军首先对中国35军中将军长，绥远省主席傅作义进行政治上的收买。多位关东军高级将领和日本特务机关的间谍头子纷纷蹿到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对傅作义将军威胁利诱，进行策反，声称傅若不与日本“携手合作”，日本就会支持德王以“武力解决”。这一切都遭到了傅作义的断然拒绝。于是关东军决定指挥伪军发动对绥远的武装进攻。
随着绥远抗战的开始，少帅觉得全中国的抗战也要开始了，国民党军自然也不能再和红军打内战了。东北军将士都在积极向少帅要求前往绥远抗日，少帅也着手做各种准备，计划完成准备之后再找蒋校长申请到绥远抗战。在他带着东北军去绥远的时候，就能顺便把红军也带过去。对少帅而言，这是一箭三雕的大好事，既解救了红军，东北军又不用和红军作战了，还能够去抗日，摘掉自己脑袋上“不抵抗将军”的帽子。
关东军总共武装了一万余人的蒙古伪军，再加上土匪头子王英纠集绥远一带的土匪游杂部队，拼凑了6000多人的“大汉义军”，由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接任驻化德特务机关长，直接指挥伪军行动。田中隆吉吹嘘说：“‘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一打就跑，我们没费多大力量，就占领了东北四省（含热河省），建立了满洲国。而绥远军更是不中用的，可能一吓就跑，很快就能拿下绥远。”这并不仅是田中隆吉个人的狂言，而是整个关东军都这么认为。
与日军轻敌，以为仅靠日军顾问指挥蒙古伪军和土匪部队就能轻易获胜不同，中国方面此次战役的准备充分，内部团结，意志坚定。和绥远战事相关的中国各方力量都表现得不错。蒋校长除了派遣国民党中央军助战之外，还全力推动阎锡山积极抵抗。一向都猥琐发育的阎锡山因为日军取得绥远之后就将直接威胁他的山西大本营，也罕见地提出了“抱着弱国的态度，守土抗战，踢破经常范围，加紧自强”的方针，难得表示晋绥军也要奔放一下。傅作义将军指挥得当，以“不惹事、不怕事、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的原则同日军和德王进行坚决的斗争，他的部队也表现得英勇善战。
绥远抗战从1936年11月15日开始，到12月19日结束。整个战争过程分为红格尔图战斗、百灵庙战斗和锡拉木楞庙战斗。
第一次战斗，是伪军土匪头子王英兵分两路进攻兴和、红格尔图。红格尔图属绥远陶林县，虽是一个只有千余人口的小镇，却是绥远和察哈尔交界之要冲，是绥东北的门户。1936年11月16日、17日两天中，田中隆吉、王英指挥两个骑兵旅、一个步兵旅向该镇猛扑。中国守军拼力奋战，红格尔图始终在绥军手中。
傅作义、骑兵司令官赵承绶与1936年11月15日午夜到达集宁前线指挥。傅分析各方面的情况后认为：进犯红格尔图的伪军虽非敌之主力，然其诸兵种混合，队伍庞杂势众，如敌首战取胜，可增伪军气势，威胁绥省安全，影响晋绥军士气，并能西进绥西，对晋绥军形成危害。于是傅作义和赵承绶决定首战应击破红格尔图当面之敌。应当向来犯之敌主动出击，先击一路，再各个击破。
18日凌晨1时30分，之前隐蔽接敌的晋绥军发起全线攻击。王英的土匪军毫无夜战经验，惊慌失措，红格尔图东、南、北三面之敌各自狼狈逃窜。此役击毙伪军500余人，俘虏20余人，连同前三天的保卫战，共击毙伪军1000余人，俘获王英军的电台台长和数名日军顾问。晋绥军明智地选择夜战，不仅仅是因为敌军不善夜战，也是为了预防日本空军部队助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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