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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陈建国的计划很完备，很有实施的可能性。陈建国之所以来找舅舅钱东富，就是想两人分工合作。陈建国原本计划自己在陆海县准备货源，联系车皮，舅舅钱东富则在洛县负责这些小麦的销售工作。不过计划赶不上变化，还是有一件事超出了陈建国的意料。
钱东富所在的钱家在洛县有权有势这是陈建国知道的，可陈建国真不知道钱东富居然是官员身份，而且高居洛县副县长之职。作为洛县的当家人之一，钱东富参与陈建国的计划弊大于利。利的是，钱东富能够调动更多的资源和人脉帮助陈建国；不利的是，钱东富身在体制中，不能这样直接参与商业活动。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许多人不满于现状，转而经商，造就了一波声势浩大的全国性的下海热潮。下海的许多人员原本就是政府机关人员，他们有的是停薪留职，有的则是完全辞职。说实话，他们这种放弃有保障的就业体系而从事风险较大的商业的行为真的很有勇气。在那个时代，他们也是国家赞扬和鼓励的对象。
进入八十年代之后，这种行为也开始逐渐受到争议。虽然他们弃政从商是个人志向，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为官时的行政关系网和官场人情链给了他们很大的帮助。他们依靠此前在官场中积累下的关系网和人脉资源，一旦驰骋于商界后，仍可借助其剩余影响力在竞争中获取优势，甚至是不正当的利益。基于此争议，国家开始限制公务人员的经商行为。
1984年7月17日，ZG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党政机关在职干部不要与群众合办企业的通知》，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政企分开，官商、官工分开的原则。党政机关在职党政干部与群众合伙兴办经营企业，容易削弱党和政府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影响党政干部秉公办事当好全体人民的勤务员，也容易发生与民争利的偏向，形成一批仗权谋利的垄断企业，不利于真正搞活经济。
当年12月3日，ZG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明确指出，乡(含乡)以上党政机关在职干部(包括退居二线的干部)，一律不得以独资或合股、兼职取酬、搭干股分红等方式经商、办企业；也不允许利用职权为其家属、亲友所办的企业谋取利益。
1985年5月23日，ZG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其中规定：“凡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除在国营、集体、中外合资企业，以及在为解决职工子女就业而兴办的劳动服务性行业工作者外，一律不准经商。所有干部子女特别是在经济部门工作的干部子女，都不得凭借家庭关系和影响，参与或受人指派，利用牌价议价差别，拉扯关系，非法倒买倒卖，牟取暴利。”
新世纪后，国家对官员经商的管控更加严格，对党员的管控则是严上加严。
2000年1月，中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领导干部不准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配偶、子女谋取非法利益。省(部)、地(厅)级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不准在该领导干部管辖的业务范围内个人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不准在该领导干部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外商独资企业或中外合资企业担任由外方委派、聘任的高级职务。凡有不符合此项规定的领导干部，必须如实报告并纠正。拒不纠正的，该领导干部应当辞去现任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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