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崇祯四年的二十七个瞬间（十三）
第十三个瞬间：蛰伏的荷兰人
崇祯四年,公元6-1年冬,台湾,大员港（现代的台南市安平古城）
虽然此时已是冬天,但在台湾,除了早晚时分稍有寒意之外,白日里的天气依然还算温暖。
迎着阵阵清爽的海风,一个衣着奢华的中年荷兰男子坐在大员港荷兰商馆的阳台上,一边惬意地沐浴着明媚的阳光,一边挥舞刀叉,享用着一份由炸肉排、烤鱼、菜汤、糕点和水果组成的丰盛午餐。
此人神态高傲而又凶残,目光犀利,前额宽阔,嘴边留着两撇细长的八字须,使他的脸显得更加瘦削。在沐浴了多年热带的阳光之后,他曾经苍白的皮肤也早已变成古铜色。这个人就是第五任荷兰东印度公司驻福尔摩沙行政长官：汉斯。普特曼斯。他有着荷兰东印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所有的一切特征：精明、冷酷、工于心计和坚忍不拔——唯有具备如此素质,才能在陌生的异域立足打下一片天地。
不过,今天的普特曼斯总督显然有些不佳,只是草草吃了几口,就把还剩下大半饭菜的白瓷餐盘推到一旁,然后端起一杯朗姆酒,一边小口抿着,一边俯瞰着阳台外面的大员港风景：波光粼粼的大海、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还在修建之中的热兰遮城堡、永远热闹喧嚣的酒馆、街上喝得酩酊大醉的水手和土著——荷兰人从巴达维亚运来大量的亚力酒,又从海南岛运来朗姆酒,专门用来向土著交换皮货。因为让土人染上酒瘾,这是大航海时代许多贸易公司的惯用手法。文明程度较低的土著一般不需要买太多的零碎玩意儿,要迫使土著经常来做交易。只有在烟酒之类戒不掉的嗜好品上多动脑筋。土著一旦染上酒瘾,就成了东印度公司可以任意盘剥的可怜虫。从美洲到非洲再到香料群岛,大航海时代的世界到处都在上演这一幕。
当然,作为一座海港城市,这里最引人注目的永远是桅杆林立、熙熙攘攘的码头——与往年相比,今年来到大员贸易的商人暴涨了好几倍。码头周围停泊满了大小不一的船只,除了少数荷兰船之外,大多数都是广船、福船之类的中国船只。码头上也修建了成排新的货栈和堆场,等待装运的货物堆积如山。
“……大员港……真的是越来越繁荣了啊……”
带着某种难以言喻的纠结情感,普特曼斯总督低声嘟囔着,同时将复杂的目光投向一艘正在缓缓出港的海船——这是一艘体积相当于西班牙盖伦船的大船,但船型要修长和美观的多,两根桅杆之间的烟囱正在不断冒着黑烟,而在桅杆的顶端,则高高飘扬着一面蓝底白星的启明星旗……
——这就是普特曼斯总督近年来一切欣喜与苦恼的来源,同时也是大员港荷兰殖民地的噩梦和救星。
“……可是……这座福尔摩沙岛,却从此不再属于尼德兰联合省了……”他无奈地叹息道。
回顾162年,普特曼斯总督刚刚来到大员港上任的时候,这个小小的殖民据点正处于极为窘迫的困境之中：一方面,与中国的贸易因为福建沿海各路海盗的争斗而陷入停顿,与日本的贸易也因为外交冲突而中断（荷兰人想要在台湾设置海关,对来台贸易的日本商人课税,但日本不承认台湾是荷兰领土,双方爆矛盾）,从福尔摩沙（大家都知道这是荷兰人对台湾的称呼吧）的土人和中国移民身上同样榨不出足够的油水,大员港荷兰商馆的财务状况处于连年的赤字状态。另一方面,菲律宾的西班牙人同样盯上了这座岛屿,不仅在北方的鸡笼（基隆）和淡水两地修筑了城堡,还一度从菲律宾派遣了武装船队攻打大员港,如果不是一场奇迹般的风暴吹散了这支西班牙船队,当时防御力量极为薄弱的大员港几乎是注定要陷落了。
仿佛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一般,普特曼斯总督还没到任,台湾的两个福建移民领张伟和何斌,就掀起了一场抗税叛乱,把前去征收实物税的荷兰税吏给打得半死赶了出来——好吧,普特曼斯总督私下里也承认,前任总督不仅向这些中国人征收人头税,还要没收他们辛苦栽种甘蔗生产出来的全部蔗糖,确实是有些过分了。但若不如此的话,连续几个月没做成一笔海上贸易的大员港,又该拿什么给雇佣兵军饷呢？
（说明一下,早期台湾尚未开之时,出口的“大宗”商品是鹿肉、鹿皮。等到崇祯年间大规模种植甘蔗之后,才有蔗糖可以出口,也是郑成功时代的重要财源。但甘蔗园不是一天就能建立起来的,在63年前后,台湾能出口的蔗糖还很少。而且,跟获利丰厚、规模巨大的对日、对华贸易相比,当时台湾岛内的这么一点儿可怜出产,对于号称“海上马车夫”的荷兰商人来说,根本连塞牙缝都不够。一旦对外贸易断绝,迫使荷兰人居然要靠搜刮岛民来过日子的话,那么不堪重负的岛民就真的只好造反了。）
于是,普特曼斯总督刚一上任,就不得不竭力搜刮兵力,动一场惩戒中国人的平叛战争。最初,带着对东亚土著人的一贯轻视,普特曼斯以为凭着大员港方面拼凑的四百名士兵,自己很快就能粉碎这些中国人的抵抗——大员港的雇佣兵指挥官向总督吹嘘说,他手下的一个士兵可以打倒二十五个中国人。
但现实却给了他一个重重的耳光——海峡对岸大明帝国一位著名的传奇将军,居然偷偷派遣了他的嫡系部队“救火营”,一支久经沙场,拥有燧枪和野战炮,能摆出西班牙大方阵的精锐部队,来支援台湾岛上这些中国移民的叛乱。结果,仅仅是打了一次战斗,普特曼斯总督就损失了他的一半军队,自己都挨了一枪,只得灰溜溜地逃回大员港,非但未能恢复对中国移民的统治和压榨,还得担心他们打进大员港来报复：那会儿的热兰遮城堡还没开工,在近代化的火器部队面前,大员港根本连一点儿防御能力都没有。
十七世纪上半叶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固然是拥有二万多名员工的级跨国垄断企业,其麾下光是正规雇佣军有近四千之众,如果算上那些稍加武装便可参战的奴隶,全球总兵力怎么也有二、三万人——但请注意,这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全球总兵力,自然也必须用于全球战场,这些宝贵的兵力需要同时讨伐马来亚土著、南非黑叔叔、葡萄牙殖民点、英格兰海盗、北欧渔民（抢渔场大战）等一系列遍布全球的对手,来保障公司的效益和诸位股东的收入,所以不可能投放多少兵力到台湾这么个成天亏钱的偏僻旮旯里来。
幸好,在台湾的中国移民暂时似乎还没有攻打大员港的想法——无论盘踞北港的何斌,还是“打狗”地方那个更讨厌的张伟都是如此……这场战争的最终结局是一份耻辱的和约：荷兰东印度公司向北港的何斌和“打狗”的张伟认输,从此放弃对他们的宗主权,不得再对中国移民征收任何赋税。
（高雄旧称“打狗”,据说当地的原住民为了躲避外来侵扰和内部的争斗,就在村落附近大量的种植刺竹来保护村庄,而刺竹的土语音是“打狗”。至于高雄这个称呼,是日占时期日本人根据“打狗”的日语音而创制的。无论字音字意都文雅了许多,于是就成了正式的名称。正如基隆取代了鸡笼一样。）
自此,大员港荷兰商馆的最后一个稳定财源就此断绝,只能靠着过去的积蓄坐吃山空,或者指望着时有时无的对华贸易,以及给经过的船只提供淡水和给养,来赚取一点儿可怜的服务费……
身为大员港的行政长官,颇有抱负的普特曼斯先生,当然不希望大员商馆就这样在自己手中破产倒闭、关门大吉。他一边顶着负债累累的财政压力,动工兴建热兰遮城堡和大员周边的一系列防御工事,以改善这个据点的防御状态。一边继续努力想要打开对华直接贸易的渠道——凡是不远万里来到东方的欧洲人,大都看过马可波罗那本著名的游记,就算是不识字的乡巴佬,好歹也听说过“东方遍地是黄金”这句话。
虽然真正到达了东方的欧洲人,都知道这句话有点夸张,不过东方世界的富饶依然让欧洲人大开眼界,尤其是与大员港隔海相望的大明帝国。从这片土地上流出的瓷器,丝绸,还有各种各样精美的工艺品,以及正在逐步成为欧洲上流社会时尚的茶叶,都是如此地令人心动。如果有谁能够独自垄断与这个东方大国的贸易,相信就是上帝也会嫉妒他的财富吧
然而,与欧洲人对东方货品的极度渴望不同,大部分物资都能够自给自足的大明帝国,却对西方世界的商品没有多少兴趣。他们虽然也开辟了几个贸易口岸,但更多是出于息事宁人,不想惹麻烦的因素,而不是为了获利。即使在这些贸易口岸,明帝国的官府也依然拒绝同欧洲商人直接贸易,所有货物都要通过中间商转手。平白无故少了一层利润不说,货品的质量也常常受到影响,数量还经常凑不够。
对于荷兰人来说更要命的是,即使是那种通过中间商转手的对华贸易,他们也插不进手——被澳门的葡萄牙人给独占了。而葡萄牙人跟荷兰人在东方的关系实在是很糟糕：荷兰自从兴起之后,就将葡萄牙在亚洲的海外殖民地几乎抢了个精光,若不是有大明的支持,说不定连澳门都要丢了。这关系如何好得起来？
所以,待在台湾的荷兰人只能从闽粤各路海盗集团的手里,断断续续地收购到一些中国特产,价格既贵,数量也少得可怜,质量更不好,利润实在有限,始终无法获得一条稳定可靠的进货渠道。
——荷兰与大明的海上贸易完全依靠于海盗,大员港就是一个销赃窝点……这真是一个悲哀的事实。
普特曼斯总督想尽办法尝试着要打开局面,但接二连三的失败简直让人绝望：最重要的盟友和商业代理人郑芝龙——此人曾在荷兰东印度公司供职多年,总是态度飘忽不定,对于总督的要求只是一味搪塞。
大明的朝廷和官员又让人难以捉摸：他们对公司提出的任何谈判要求都不做回应,还不时封港禁海,用各种手段阻挠贸易,荷兰人不管是请求、贿赂还是威胁,都没有一点用处。至于海上的中国商人,要么不愿意进入大员港贸易,直接航向马尼拉;要么满口答应代购货物,却卷走公司预付的定金逃之夭夭。
（可怜的普特曼斯总督一直不知道的是,这一切其实都是他的“盟友”郑芝龙在捣鬼,一边跟官府说荷兰人的坏话,一边动用武力禁止福建商人来大员港贸易,以此来确保自己能独霸闽海的贸易渠道。）
如此坚持到了63年,也就是去年秋天的时候,福尔摩沙的形势已经完全绝望——对华贸易打不开,对日贸易虽然得到恢复,但却没大员港的什么油水：荷兰人当然可以对来台湾的少许日本商人收税,但日本方面也同样可以从九州岛长崎、平户的荷兰商人身上把在台湾缴的税金给抽回来。如此一进一出,还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损失更大,结果在公司的压力下,大员港只好继续对日本商人执行零关税政策。年复一年的巨额亏损,已经累加到了让巴达维亚总部无法忍受的程度。普特曼斯总督坚持兴建热兰遮城堡的浩大开销,更是让吝啬的公司董事几乎要跳脚：都亏成这样了,怎么还要继续投钱？不是应该果断割肉止损吗？
——虽然中国人觉得台湾大员港是一处荷兰殖民地,但在荷兰人眼里,这不过是一个武装商站而已,跟民国时代中国各大城市的租界属于一个性质：经营得好,利润丰厚,自然可以不断拓展;经营不好,连年亏本,那么就应该果断收摊走人——就像现代大财团在投资失败后,会关闭那些亏损的海外分公司一样。
至于种地垦荒,不仅收益度慢,而且从福建大批引进流民也不容易——至少对于荷兰人这样的“外夷”是如此,更何况,即使搞到了人口,来到台湾的福建农民们也会很快被荷兰人的苛捐杂税搞得无法忍受,挖空心思地想要逃离荷兰人的治下,不是去了北方的北港,就是去了南方的高雄。甚至连原本附属于大员港的日本人村也逃空了大半,使得大员港的人口长期处于负增长,公司和居民的满意度都在持续下降。
唯一让普特曼斯总督稍微高兴一点的消息,就是南边高雄港那个可恶的叛军头目张伟,被另一个强大武装集团——盘踞在海南岛和珠江口的“澳洲人”降服,从此接受收编,离开了这座岛屿。但接手高雄港的“澳洲人”实力更加强大,北港的何斌也投靠了他们,公司还是无法恢复对岛上中国移民的统治。
而且,由于高雄和北港一南一北把大员港夹在了中间,荷兰人在岛上已经找不到征服和开拓的空间了。
此外,让普特曼斯总督感到震惊的是,就连麾下船只众多、势力强大的郑芝龙领,也被这伙“澳洲人”给突袭剿灭了——郑芝龙固然死不足惜,但大员港却从此失去了最重要的中国商品来源。
既无法征服岛上的土著,也不能打开对华贸易的窗口,在这种情况下,东印度公司年复一年地倒贴巨款维持着大员港的要塞、官吏和军队,又还有什么用呢？纯粹充当对日本贸易的中继站？这也太浪费了
但是,就在普特曼斯总督已经对大员港的前途命运彻底绝望,甚至开始考虑自己应该如何尽量体面地关闭大员港商站,被公司开除回家之后又该如何维持生活的时候,不可思议的奇迹却生了。
——巴达维亚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总部,成功地跟澳洲人签署了一份贸易协定。从澳洲人控制下的临高、香港等地获得了大量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更妙的是还可以使用各种货物,而不是稀缺的白银来支付货款。
虽然不知道这些“澳洲人”是如何彻底打开了中国的市场,做到了东印度公司多年来都没能实现的事情,但到手的丝绸、茶叶和瓷器可不是假的,所以巴达维亚方面对此次突破感到十分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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