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羽和戴雨农一行六人，乘坐着的这趟从重庆飞往香港的航班，在香港逗留了大概半个钟头的时间，再从香港转机飞往位于上海的英租界机场之内。
由于从香港飞往上海英租界的飞机，是一架当时的民航，上面共计做了三十多名乘客，向羽和戴雨农装扮成两位商人，随行的四名军统特工则是他们的保镖，以此掩人耳目。
在傍晚十分，下午五点三十分许，向羽和戴雨农一行六人，才在上海英租界内的机场下了飞机，他们走出机场大门，分别乘坐黄包车前往距离机场大概有十五分钟路程的一家夜总会——玫瑰舞厅。
在他们一行六人赶到了玫瑰舞厅后，便跟在二楼205包厢等待的高宗武和陶希圣二人接上了头。
由于高宗武和陶希圣二人，在没有投靠汪精卫之前，都曾经在蒋委员长身边工作，还颇受重用和信赖，自打得知他们二人叛变投敌后，就被当时的重庆国民政府列为全国通缉的大汉奸。
就拿高宗武来说，在抗战爆发之前，29岁就出任了国民政府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还加了亚洲司帮办衔。
一年过后，高宗武就升任了亚洲司的司长，时年仅三十岁，可谓是年轻有为。
高宗武之所以能够得到蒋委员长的提拔和重用，是因为他虽年纪轻轻，在进入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之前，已经是国内非常知名的日本问题专家。
正是高宗武对于日本问题的分析有过人之处，正是当时正在跟日本备战的国民政府急需之人才，自然也就得到了破格提拔和重用。
至于陶希圣此人，在投奔汪精卫之前，更是在蒋委员长的侍从室第五组工作，是国内国际政治问题方面的专家，是蒋委员长的重要智囊之一。
就是如此亲近之人，最后却背离了自己，转而他投靠了卖国求荣的汪精卫，自然是让蒋委员长痛恨至极，把他们二人列为全国通缉的汉奸要犯，自然也是无话可说。
不过，正是这两个背离蒋委员长的家伙，在追随汪精卫跟日本军政府进行了多次密谈，了解到日本军政府的狼子野心，对于密谈内容当中的条约内容认为是丧权辱国。
再加上，戴雨农派遣得力的军统特工，混入汪伪临时政府工作，成为了高宗武和陶希圣身边的秘书机要人员，经过长达一年多时间潜移默化的劝说，以及他们二人出于民族大义，决定离开汪精卫弃暗投明，转而继续效忠蒋委员长，以免留下千古骂名。
他们二人自知蒋委员长嫉恶如仇，不会轻易原谅和接受他们，便就以汪日密约内容作为筹码，要求蒋委员长派人，把他们安全护送离开上海，前往香港暂时避难。
同时，也要求蒋委员长开具两张特赦令，以此洗脱他们俩的汉奸骂名，尤其是要撤销对他们俩的全国通缉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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