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子或许有所不知，方才所辩的，正是商君法度，而非其他。”
扶苏当然知道他们要说什么，没等熊启说完，就插话道：“这是自然，不过方才扶苏所论的，就是商君也会犯错。这一论点，昌平君可还有疑问？”
即便知道这是个坑，熊启也只得跳了。“没有了。”
不然怎么办，指责惠文王犯错了吗？
“既然商君也会犯错，那其所编纂的法典自然也会有错漏，可对？”
这是很自然的逻辑，熊启咬咬牙，只能接着跳下去，“对。”
这就是扶苏所要达到的目的了，“既然如此，就要就事论事，不能再以商君法度压人，昌平君以为如何？”
“公子所言有理。”
第一回合，扶苏胜。
熊启很快摆正了心态，虽然不知为何公子扶苏为何竟能有如此雄辩之能，直如老道的名家高人，但他自信自己同样辩才无碍，准备迎接第二局的较量。
第二回合的发起者同样还是熊启。
“请问公子，以刑止刑可有错？”
这是个非常好的切入点，以刑止刑是昭法的法理基础之一，类似于经典力学的三大定律一般，没人可以说它是错的。
“道理不错。”扶苏自然也不能。
“行刑重轻，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刑至事生，国削。”熊启很快抛出了一大段话，“公子以为如何？”
“昌平君背得真好。”
熊启方才所言俱是出自商君言语，熟读商君法典的扶苏自然并不陌生。
这段话的意思是，如果用重刑来判罚轻罪，就会使人们连最轻的罪都不敢犯，那么最终就会导致刑罚消失，国家强盛。
而如果用重罚来判重刑，轻罚来判轻罪，就会使刑罚得不到应有的警惕作用，国家就会被削弱。
这是典型的法家重刑思想的产物，这种思想旨在应用严刑峻法带来的恐惧来震慑民众，使得没人敢于犯下哪怕最轻微的罪过，以此达到“以刑去刑”的理想境界。
但现代的法治理论早已证明，重刑轻罪不但不会减少犯罪，反而由于其导致罪刑不一致，而使得重罪数量更多。
早在想要减刑之初，w.ｕkansh.扶苏就预料到会有人以这段理论来反驳自己，这也是为何除了廷尉署，他还需要内史署的帮助。
因为内史署是负责统计国家数据的。
这还是得益于商君法度。
商君认为，国家要想富强，君主就必须要知道十三项对国家统治十分重要的数据，这便是成立内史署的初衷。
百年以来，内史署要统计的数据早已远远超出最初的十三项，几乎任何一项与国政息息相关的数据都会被统计入册，供国君时刻监视自己的领土和领民。
而扶苏请内史做的，只是将少有人关心的数据提出来而已。
这数据，就是昭法施行百年来，被判城旦舂以上重罪的人犯数量。
法治国家还有一点好，那就是他们相信真实的数据更胜于空中楼阁的理论。
正因如此，扶苏才有机会以数据来作为自己的论据。
如果是在人治，或者说德治的国家，思想理论的优先级是要高于实际数据的。
虽然扶苏还未得到确切的数据，但他深信内史署能给出让他满意的答案，因为同样的统计，东西方都早已有人完成过了。
谁让他是穿越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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