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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失败后，日本政府恼羞成怒，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要求蒋介石下野。
其后，日本政府一方面转托意大利，接替德国，在中日两国间调停“和平”。
同时，积极动员民国初年曾任国务总理的唐绍仪(少川出面组织傀儡政权，与国民政府谈判“和平”。
1938年5月初，法学家罗家衡到武汉，见到汪精卫，谈及由唐绍仪出面谈判一事，汪即说：“在辛亥南北议和时，我们俱是在少川先生领导之下进行的。
现在的局面，只有少川先生出来与日本谈判才是办法。现在日本不是较以前对华主张缓了一步么?
从前日本是不以蒋政府为对象的，现在日本仅主张不以蒋个人为对象了。
只要少川先生出来与日本谈判，蒋的下野，是不成问题的。我只要国家有救，甚么牺牲都可以的……”
这段话既暴露出汪精卫急于与日本谋和的面目，同时，也暴露出汪精卫对蒋介石失望，急于迫使其下野，取而代之的隐秘企图。
同年6月14日，汪精卫的亲信高宗武与日人西义显在香港签订备忘录，准备组织“第三势力”。
双方心目中的“第三势力”的领袖就是汪精卫。同月20日前后，意大利驻华大使授意汪精卫致函近卫首相，意图在汪精卫和日本政府之间建立直接联系。
同年7月，高宗武在汪精卫鼓励下秘密访日，会见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参谋次长多田骏以及近卫文麿首相等日方要员，决定“找寻蒋介石以外的人”，以“造成中日之间的和平”，而此人，双方也都认为非汪精卫莫属。
影佐祯昭公然对高宗武说：“可否请蒋委员长下野，由汪主席出任负责。”《10月25日，国民政府自武汉撤退，汪精卫更加丧失抗战信心。
11月18日，梅思平、高宗武奉汪之命与日人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在上海重光堂签订《日华协议记录》等文件。《记录》规定双方的“合作”条件有“缔结防共协定”，“承认日本军防共驻兵”，“中国承认满洲国”等六条。
其行动计划为：首先由日本政府方面发表上述“合作”的条件，汪精卫等即发表声明响应，“与蒋介石断绝关系”，“见机成立新政府”。26日，梅思平到重庆向汪精卫汇报，随身携带与日方达成的协约以及近卫首相的第三次对华声明草稿。
29日，汪急召陈公博到重庆，对陈说：“中日和平已经成熟”，“中国的国力已不能再战了，非设法和平不可了”。
“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现在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再退只有退西北，我们结果必为**的俘虏。”
他并向陈透露，准备离开重庆，以个人身份出面，与日本交涉。汪随即召集周佛海、陈璧君、梅思平等会商，决定接受“重光堂协议”，电港通知。
1938年11月29日。当日下午决定：汪于12月8日赴成都，10日到达昆明，近卫首相于12日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互相呼应。
武汉失陷，蒋介石并未随国民政府迁渝，而是到湖南部署继续抗战。
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在重庆开幕，蒋介石致电会议，认为日军自进窥武汉以来，死伤三十余万，计穷力绌，抗战已入“第二阶段”。
他估计，“吾人预定覆灭敌人之计划，必可实现于不久将来。”
11月7日，他在长沙主持军事会议。25日，又在南岳主持军事会议。11月30日，视察桂林，设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桂林行营，以白崇禧为主任，统筹西南抗战。直到12月8日，蒋介石才到达重庆。
这一天，本来是汪精卫预定的出逃之日，但因蒋的到来，汪不得不改变计划。
12月9日，蒋介石在重庆黄山官邸约集孔祥熙、汪精卫、王宠惠、叶楚伧、朱家骅等人谈话。
汪精卫坚持对日主和，他表示：中国和日本都有困难。“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事;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事”，“故调停之举，非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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