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大学考古()”
祸从口出患从口入，这点，苏亦是知道的。范长流能够把这些辛秘告诉他，已是不易。
毕竟涉及到周李两位大领导，这个层面的事情，对于苏亦来说，太过遥远。
他也只能够感慨，这年头想要调一个大学教授，并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
但整个故事听下来，苏亦除了对王永兴这尊大佬越发好奇之外，故事之中的另外一个人李培豪也成功的引起他的好奇心。
这可是个人才啊。
能够在这个年代如此懂得变通，就算在学术方面毫无建树，在政务方面也是一把好手。以后有这样的人物当领导，北大历史系肯定越来越好。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位先生后世在北大历史系并没有留下什么事迹。
前世，苏亦在北大蹭课的时候，并没有听说对方的名讳？
要不是英年早逝，就是遇到什么变故调离北大了，不然，这样一个人物在北大，不可能寂寂无名。
要知道故事里面的另外一个主人公——郝斌，未来都成功担任北大副校长。
但不管如何，苏亦觉得未来都应该跟对方好好结交一番。
王永兴先生调来北大，对于北大历史学科建设是起到非常大的促进作用的。
邓、王两位的合作，甚至再过两三年，北大历史系就顺势成立一个中国中古史中心。后来一直都是邓广铭先生担任中心主任。
也因为中古史中心的存在，考古专业从历史系独立出去的时候，历史系就算损失颇大，也因为有了中古史中心的存在，不至于伤筋动骨；也让北大历史系的分量没减，在全国高校的历史学系之中，仍是第一重镇。
不过这是后话了。
故事最终还是要回到王永兴的身上。
这位先生，苏亦去蹭课的时候，对他已经不算陌生了。
对于这位先生，苏亦虽未谋面，却似故人。之前跟周一良先生聊天的时候，就曾经提及过这位先生。
因为王永兴跟周一良两人都是陈寅恪先生的弟子。
而且，这位好像也蛮有八卦潜质的，他被拒绝读邓广铭先生研究生的事情，就是他告诉周一良先生的。
除此之外，他在新生见面会上的发言，多半也是这位先生说的，不然，周一良先生怎么会知道自己提出来的“蒙满回藏鲜之学”。
所以，苏亦特意去图书馆查一下对方的资料，还刻意跟马世昌以及北大八卦一姐许婉韵打听对方的情况
再加上，前世一些记忆，苏亦也对这位先生的生平也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三十四年的就读清华，后来随着清华南迁，到西南联大，后来又到北大文研所史学部读研。北大文研所在昆明的时候，是独立于西南联大的，跟西南联大并没有隶属关系。
王一边在文研所读研一边担任研究助教，助教的职位，直到46年10月份北大回迁他离开北大才结束。
他之所以离开北大，完全就是因为陈寅恪先生要会清华大学，点名要他当助手，因为，当时陈寅恪先生的眼疾已经很严重了。
正因如此，王永兴在清华一待就是好几年，不过52年院系大调整的时候，他并没有如同周一良一样被调任到北大，而是担任清华工农中学常务副校长。
后来，又调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当编辑；1958年至1978年，在山西省师修学院任教，曾参加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的工作。
也只是因为如此，才能跟邓广铭认识，所以三王被邓广铭如此欣赏是有原因的。
王永兴被调入北大历史系以后，一个学期，同时开设了两门课程。这样的老师，可不多见。
毕竟，北大的名师虽然不多，但并非没人，就算在隋唐史方面，张光达先生也有不俗的功底。
隋唐史跟敦煌学，这两个课程，苏亦想都没有想到就选择敦煌学。
因为隋唐史部分，对于苏亦来说可学可不学。
而且之前蹭张光达《中国通史》课程的时候，对方讲授的就是隋唐史部分。
这个时候，张光达的研究方向依旧集中在隋唐史以及中亚史，他的隋唐史造诣不俗，对于苏亦这样一个半吊子来说，听他的课程足够了。
不需要特意跑去王永兴的课堂再次听隋唐史。
而北大之所以开设《中国通史》隋唐部分，又开设《隋唐史》，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中国通史》、《世界通史》这两门都是中国史的专业基础课。
实际上，也不仅北大历史专业的学生要上，就连北大考古专业的学生也都要上。
至于《隋唐史》则属于专业必修课程。
王永兴是敦煌学的大牛，苏亦是知道的，前世是就没少听过他的名头。
他以前在云大读研的是一个师兄后来考入兰大读博，研究的方向就是敦煌学，他之前做考古公众号策划敦煌学推书的时候，就曾经跟这位师兄求助，对方就曾经给推荐王永兴的专著。
以前，苏亦的刻版印象，研究敦煌学的大牛都在兰大，现在看来，并非如此。
当时他简单翻看一下，也了解过他的生平，不然他之前怎么知道王永兴、周一良跟陈寅恪三人的轶事。
这种情况之下，苏亦对于王永兴教授的课程就越发的期待。
可以说，这是他第一次正儿八经地在课堂之中接触敦煌学而非书本之中。
在文史楼一楼阶梯教室中，莫名而来的学生，非常多。
跟王利器先生的课程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个年代，敦煌学的影响依旧很足。
因为特殊年代的冲击，王永兴的腿脚有些不方便，然而，当上课铃声正式响起来的时候，这位老师还是极力要站直着给台下的学生鞠躬，才正式上课。
下意识的，坐在前排的学生，也都纷纷站立起来，紧接着大家都不不约而同地站立起来，然后开始喊“老师好”，除非在中学时代，苏亦已经很难感受到这种整齐划一对台上的老师问好的上课方式了。
没有想到在北大历史系的课堂上倒是遇到了。
但台上的这位已过花甲之年的老人，确实值得台下的每一个学生的尊敬。
王永兴摆了摆手，示意教室的学生落座之后，才在黑白上写了三个大字——敦煌学。
王永兴问，“诸位，知道敦煌学三个字是谁提出来的吗？”
一时之间，台下的学生还真没有人答出来，就连随同苏亦过来蹭课的研究生范长流，也不知道是谁提出来的。
苏亦本来不想冒头，但这个时候，还是忍不住说道，“应该是陈寅恪先生吧，1930年，陈先生在《敦煌劫馀录》序中，几次提到‘敦煌学’，遂使这一名词在中国学术界广为人知。”
唰！
一下子，众人的目光都放在苏亦的身上，结果，发现回答的人是他这位“小师兄”以后，也都露出恍然的神情。
似乎在他们看来，苏亦能回答出来这样的问题并不奇怪。
实际上，台下的大一新生来说，敦煌学是很陌生的学问，此前大部分人都认为敦煌学与美术等有关，却不曾想到敦煌学竟然是陈寅恪先生提出来的。
王永兴也认出来苏亦，对着他笑了笑，“没有错，苏亦同学的说法，是正确的，在国内第一个提出‘敦煌学’概念的人，就是陈寅恪先生。”
说着，他又在台上唰唰的写了一行字。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