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大学考古()”
北大的兼职老师之中，其中最为特例的就是王利器了。
这位先生，被聘请到北大的时候，已经六十多了。
如果搁前世，早就退休了。
然而，因为十年时间，主管退休事物的劳工部被撤销，公会系统瘫痪，社会保险几斤的征集、管理、调剂使用制毒被迫停止、退休制毒形同虚设。
直到今年，国务院才颁布《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本质上是恢复、调整1958年的退休政策，并且平乱十年的混乱制度。
王利器先生，基本上属于半退休状态。
然而，对方被聘请到北大开课，也是有历史渊源的。
因为，王利器从川大中文系毕业之后，就考入了北大文研所读研，师从傅斯年先生，而且，还是傅斯年唯一的一个研究生。
研究生毕业之后，就被川大文研所聘请回去当老师，抗战胜利后，组成西南联大的三校分别复员，北大迁回原北平校址。
他才被傅斯年聘请到北大中文系当老师，所以，早年间在北大文研所，他跟邓广铭先生是认识的。
十年间，就算条件有限的情况下，这位先生也写了不少的著作。
因为他具有深厚的古文功底，才被聘请到北大历史系开设《古文选读》课程。
苏亦去蹭课的时候，对方正在讲授《文心雕龙》，跟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连讲义都是临时编著的不一样，王利器先生讲课的时候，直接就给大家分发了油印版的原文讲义。
这点上，倒是跟苏亦之前在新会一中讲座的时候，派发的和尊铭文讲义有点像。
这也是这个年代大师开设新课程的常态，大多数的时候连教材都没有，老师在台上信马由缰、自由发挥，台下的学生宛如听天书，双目呆滞。
好在，北大的老师都知道刚刚恢复高考后的77-78级学生普遍基础都不好，所以，讲课的时候，也没有讲述太过深奥的内容。
好比如这位王利器。
在讲述《文心雕龙》的时候，也对着原文逐字逐句的讲，还在讲台上板书，就跟教小朋友古文启蒙差不多。
一板一眼的，跟之前的宁可、漆侠、蔡美彪等人都不太一样，估计这就是中文系教授跟历史系教授不一样的地方吧。
前世，苏亦看《文心雕龙》的时候，还是易中天教授的《〈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易中天教授是教哲学教美学的，自然而然，就从美学的角度去解构这书，而王利器这不一样，他是中文系的，还是研究古文献的，所以他注重的还是教授大家如何读懂这书。
而且，老先生讲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讲文献。
比如《文心雕龙》，讲完内容之后，又开始讲述各种批注版本。
比如范文澜《文心雕龙注》，老先生对这本书评价还挺高的，直接说，“范注是《雕龙》旧注的集大成者，又是新时代研究的开山鼻祖。”
实际上，王利器先生也自己编著了一本《文心雕龙新书》只不过这本书并没有在国内出版而已，反而，是墙内开花墙外香，直接在台湾给出版了。
同样，范注之中也有他增添的不少注释。
所以，到了最后，老先生有些谦虚的说，“我在古籍社当编辑时，能参与此书的编著是我之荣幸。”
然后，跟大多数北大教授一样，课后就直接给大家列书单。
重点推荐《史记》跟《庄子》两本。
那么多老师，王利器是唯一一个全程忽略苏亦这个历史系“小师兄”的存在。
并没有对他做特殊化，真要说有什么特殊化的地方就是，老先生走到苏亦身边的时候，还下意识问他，“同学，能听得懂吗？”
等苏亦点了点头，还当场跟他读一段《文心雕龙》的白话版，老先生才满意离开。
除此之外，老先生都不搭理他。
毕竟老先生这辈子见过的少年天才多不胜数，而，他本身就曾经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
不过以上这些，都不是最让苏亦印象深刻的，最让苏亦印象深刻的，还是因为邓广铭先生准备把老先生挖到北大，却没有挖成。
等中午他去食堂吃饭，撞见范长流，跟他提起王利器先生的时候，范长流还有些遗憾。
他是邓广铭先生的研究生，经常要帮导师处理一些事情，所以对历史系的人事问题，他再清楚不过。
平时跟苏亦他聊天的时候，他也没有藏着掖着，所以，很多历史系的人事调动，苏亦都是从他的口中得知的。
之前，邓广铭先生聘请王利器他们这些老师兼职开课，只是解燃眉之急。
应急之外，邓先生也有长远打算，那就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要调几位名家进入历史系。邓先生先后提出调入的有三位王先生。
范长流说，“第一是商调王利器先生。王先生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个古籍部门工作，1973年跟邓先生一起在中华书局标点‘二十四史’。”
对于中华书局的这个版本“二十四史”苏亦是熟悉的，或者说大家都很熟悉，因为大家看的二十四史版本，差不多就是这个版。
可以说这是国家级的图书工程。
这套书有多厉害？
用百度百科的词条：点校本“二十四史”，由中华书局组织全国百余位文史专家，全国学术界、出版界通力合作，历时二十年完成的新中国最宏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是代表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最高成就的标志性成果。
那么国家为什么要弄这样的出版工程？
其实，苏亦对这段历史也模糊。
但，二十四史他看过不少的版本，对于普通人来说，点校本二十四史无疑是最容易阅读的。
乾隆时代武英殿本“二十四史”在当时是标准本，但是武英殿本并非没有缺点，所以才有商务印书馆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当时可谓“二十四史”的最佳版本。
但是传统的“二十四史”没有标点，没有断句，读起来仍有一定困难。
五十年代，由国家领导建议，集中当时全国史家，对“二十四史”进行校订，加上标点，是为标点本“二十四史”，实为“二十四史”的最佳版本。
所以，这些书一开始并没有什么标点符号。要没这版本，大多数人都看不懂二十四史，好吧，就算有标点符号，要是没有译本，普通人也看不懂。
不过苏亦听到范长流这项工程，他才恍然大悟。
原来，王利器跟邓广铭先生除了早年间的情谊，73年代还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段共事经历。
难怪，可以把对方挖过来北大开课。
当然，王利器最为出名的并不是他的作品，而是他“两千万富翁”的名号。
因为后来他整理古籍将近两千万字，大有成就。社会上“万元户”兴起的时候，他被人们称为“两千万富翁”。
能够有这样一个称号，可想而知，王利器在古籍整理方面的成就有多深厚。
北大学生能够有这样一个先生来开设《古文选读》，何其之幸。
只不过这种幸福，对于当下的北大历史系学生来说，还未能感知罢了。
因为古文，对于刚入学的历史系新生来说，太枯燥了。
甚至大部分学生都是读不懂的。
所以面对这帮子愁眉苦脸的家伙，苏亦也算是找回一点点自信。
之前在蔡美彪《辽金元史》的课堂上，他也被打击得不要不要的。
相比较之下，他对文献的阅读能力就比台下的大部分历史系学生都要强。
这种强，是能够很明显感受出来的。
但不管如何，邓广铭先生对王利器是重视的。
然而，这位“两千万富翁”的调入一直没有进展。
原因很简单，出版社那边也不想放人。
王利器的学问之大，出版社的领导要不是瞎子，肯定早有耳闻。
另外一个商调王仲荦，他是章太炎的弟子，也是邓先生在中华书局整理“二十四史”的同伴，上个世纪50年代，有过一本有名的杂志《文史哲》，他是三位创办者之一。
邓先生看中了这位王先生，遂由北大人事部门出面三次去函商调，王仲荦本人很客气，只说：“山大已经成了我的第二故乡了”
不仅如此，山大的人事部门很有意思，他们并不打官腔，也没有委婉的拒绝，而是直接给北大历史系发函说，“我们山大想调你们北大历史系的邓广铭过来，不知可否？”
这样一来，事情就好玩了。
邓主任本来决意调王，不想反遭此一回幽默，此后调王仲荦的事绝口不再提起。
显然，这个年代山大的底气还是很足的，在人文社科方面跟北大相比较并没有逊色多少。
实际上，王仲荦的名头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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