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文化制度状况考(四)-----宗法制度
四，宗法制度：
西周春秋间的宗法制度不仅是贵族的组织制度，还与政权机构结合在一起。按照这种制度，周王自称天子，王位由嫡长子继承，称为天下的大宗，是同姓贵族的最高族长，又是政治上最高的领导。天子的众子被封为诸侯，君位同样由嫡长子继承，相对于天子是小宗，而在本国内则为大宗，是国内同姓贵族的最高族长，又是本国的最高领导诸侯的众子被封为卿大夫，也由嫡长子继承，对国君为小宗，在本家则为大宗，统治着自己的封邑。卿大夫或还可再分出“侧室”或“贰宗”，大宗小宗原理同上。
可以大致看出来，宗法制度的核心是血缘关系，并在此之上，在同一家族内部分出不同的等级。
（一）宗庙制度：
宗庙制度源于祖先崇拜，我们对祖先崇拜当不陌生，而在农村基本上每家每户都供有祖先的牌位，“供奉先远三代宗亲之神位”，每逢重要节日，都会对祖先敬拜祭祀一番。在这样一种祖先崇拜的传统之下，中国人十分重视血缘关系，于是儒家有一种观念，即中国人是不必怕死的，他们认为，自己的生命虽然终结了，但同时也在血缘的流传中传承了下来，并因此获得一种情感上的满足。因对这种生息繁育的重视，所以有我们现在还能听到这样的一句俗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现在我们大概可以了解中国的计划生育为什么在农村难以开展，这种观念应该就是原因之一。当然还有就是养儿防老在起作用，这一点就不绕舌了。上面提到说儒家的不怕死，终归是一种情感，如果作为比照，基督教是不主张崇拜祖先的，在基督教看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命之魂，要对自己负责，基督教虽然要求爱父母，但认为永生的权柄存在于造物主那里，这也是基督徒不应该拜祖先的理由。
正因为这种祖先崇拜，所以周族要不但要建造宫室供自己居住，而且也建造宗庙供他们的祖先与死去的亲人居住。现在传统的中国人不再建造专门的宗庙了，但由于有祖先的牌位在家里，也可以认为自己的家同时也是祖先的灵安居之所。《左传·昭十八年》有“庙在道南，寝在道北”之说，虽然这是春秋时期的描述，也可以大致推论出周人的庙与寝是建在一起的，并且庙在寝的前面，颇附合族类前赴后继的样子。
传统儒家很重视孝，还有专门的《孝经》，《左传·哀十五年》有“事死如事生，礼也”，《论语》也有“慎终追远，民德归重矣”，虽然后者强调民德，但这种德行也是以孝亲为先的。要孝嘛，就要供给最基本的居所和饮食，古人认为鬼神和活人一样需要饮食，而祭祀就是供给鬼神饮食。崇拜祖先，是因为他们觉得祖先能保佑后人，所以经常在做某事之前要向祖先请示报告，叫做“告庙”，如果事成，也要告庙，如邲之战（公元前597年），楚国胜利，楚文王就在前线“作先君宫，告成事而还”，这是楚文王带着先君的庙主争战，并在战后建造临时的宗庙来告捷。这种告庙可能不会大小事都告，估计是有大事的时候才告庙，这与基督徒祷告是有区别的。
如果宗族灭亡，宗庙也就绝祀，被认为是最大的不孝，《左传定公四年》有“灭宗废祀，非孝也”。《公羊传》庄三年经“秋，纪季以酅入于齐”，传有“纪季者何？纪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贤也。何贤乎纪季？服罪也。其服罪奈何？鲁子曰：‘请后五庙以存姑姊妹。’”得到齐桓公的许可，桓公推己及人，在情理之中。
宗庙内都有神主（牌位），有多少个主，要看宗主的等级地位，《礼记·王制》说：“天子七庙，三昭三穆(1)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士一庙。”也有说天子五庙的，但具体情形不得而知，大体情形当不错。
从我们的先民的宗庙制度，不难发现，我们有尊敬祖先的传统，那为什么要尊敬祖先呢？
这很可能是因为人们是想得到祖先的保佑，人们早就认识到未来的无常，需要一种神秘的力量来保守。另外，我们可以用社会学来分析：由于大家的利益一致，宗庙制度的确在客观上巩固了宗族的团结，当每个人都有加强了祖先的观念，并维系在同一个祖先的脉络里时，那种力量应该是相当强大的。也就是说，尊敬祖先可以认为是一种统治手段。
（二）姓氏名字制度：
姓和氏是有区别的，姓是出生于同一远祖的血缘集团的名称。“姓”原作“生”，“百姓”在周初金文中就叫做“百生”，另外，《说文解字》中说：“姓，人之所生也，因生以为姓。”而氏则是姓的分支。天子、诸侯分封土地，就必须新立一个“宗”，所谓“致邑立宗”，新立的宗需要有一个名称，就是氏。《左传·隐公八年》有“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宗庙祭祀时用的肉）之土而命之氏”之说。即是说，天子、诸侯分封土地给臣下，要“命之氏”。这种命氏的方法有三种：一是“以字为氏”，就是以祖父的“字”作为“氏”；二是以官为氏，就是以祖先的官名作为“氏”；三是以邑为氏，就是以分封的邑名作为“氏”。
可见，同一姓可有不同的氏，而同一氏只能是同一姓的。
郑樵(2)《通志·氏族略序》说：“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氏是当时贵族所特有。而将祖父的字，官名、邑名为氏，无非就是表明其身份和地位。
西周春秋时的贵族，每人都有两个名字，即幼年时所取的名和成年取的字。幼年的名由父亲题取，成年的字是在举行“冠礼(3)”或“笄礼(4)”时由来宾题取的。字的题取，需要在字义上和名有联系，使人们可以由名而推想字，由字而推想到名。成年妇女因为要服从夫权，并作为夫家的成员，故其字应在许嫁而举行“笄礼”时题取。
当时贵族男子的字，全称有三个字，第一字是长幼行辈的称呼如伯、仲、叔、季之类，第二字是和名相联的字，末一字是父字。如伯吉父，如加上氏可以是四个字，如兮伯吉父。女子取字的方式和男子相类，只是末一字是“母”或“女”，在行辈以下要标出姓，如连同氏来称呼，可以多到五个字，如“虢孟姬良母”。这样的称呼，包含有姓氏、长幼行辈、本人的字，男女性别等部分。所以要标出行辈，是因为当时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很重视长幼长辈的区别，标性别是因为当时男尊女卑，地位不同。而标氏，则是因为氏是贵族的标识。女子还要特别标明姓，因为当时同姓不婚，对女子的姓看得相当重要。
全称的字因为多，在实际使用时有简称的办法。如男子有“子某”，子是对男子的美称。而女子都只以姓和伯仲相配，如孟姬、孟姜等，举例“孟姜女”，“孟”乃“伯”也，用孟指偏房所生，正房所生都用“伯”。出嫁女子，有冠以自己国家或氏的名称的，如“齐姜”；有冠以配偶（别国国君）的国名的，如“秦姬”；有冠以配偶（别国卿大夫）的氏名或邑名的，如“孔姬”；有冠以配偶或本人的谥号（帝王等死后依事迹所给予的称号）的，如“武姜”。以后我们看到有关古代的人的称呼时，就要考虑到这些东西，不能拿现在的姓名规则来解读古人。
（三）族外婚制和贵族的等级内婚制：
周初是同姓不婚的，《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茂盛繁多）”的说法，《左传·昭公元年》有“其生不殖，美先尽矣，则相生疾”这说。犹如现在的近亲不婚，这在自然界也可以看到。而在《国语·晋语》里面还有一种说法，是为了防止族内**，说到“同姓……男女不相及，畏黩敬也。黩则生怨，怨乱毓（育）灾，灾毓灭姓。是故娶妻避其同姓，畏乱灾也”。还有人认为异姓相婚可以结好外姓，《礼记·坊记》说：“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别也。”这是把婚姻当作结外援的方法。
《论语·述而》有：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偏袒），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可见，同姓不婚在春秋时已成为一种礼法。
当时贵族一方面实行同姓不婚之制，如《左传·昭公元年》所说“男女辨姓，礼之大司也”，另一方面为了保持贵族的等级地位，实行贵族的等级内婚制。也就是说，诸侯、卿大夫都要在相同的等级内迎娶异姓女子。所谓门当户对，天子找不到相同的等级，只能求婚于诸侯，王姬也多下嫁于诸侯。国君的正妻叫“夫人”，或称“元妃”，大致是从异姓之国娶来。当时的贵族实行的是一夫多妻制，嫁女有一种叫媵（陪嫁）的制度，“媵”一般是正妻的姊妹和侄女，有时是正妻的同姓的友好国家的陪嫁。他们遵守的是同姓不婚的制度，只要不是同姓，世代上是可以轻忽的，如侄女可以同姑母同嫁一夫，这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卿大夫的正妻叫“内子”，多数迎娶于异姓卿大夫和别国卿大夫，卿大夫也实行多妻制。
（四）嫡长子继承制：
在宗法制度下，继承宗嗣的，必须是嫡夫人所生的长子。《公羊传·隐公元年》说：“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就是说，立嫡夫人之子应选取其长者，如果嫡夫人无子，立其它子要选贵者，先右媵，后左媵。（何休注说：“適，谓適夫人之子，尊无与敌，故以齿。子，谓左右媵及姪娣之子，位有贵贱，又防其同时而生，故以贵也。礼，嫡夫人无子，立右媵；右媵无子，立左媵；左媵无子，立嫡姪娣；嫡姪娣无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无子，立左媵姪娣。质家亲亲，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嫡子有孙而死，质家亲亲，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孙。其双生也，质家据见立先生，文家据本意立后生，皆所以防爱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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