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以最新考古成果和史料为依托，阐述了“一万年”是对中华文明实事求是的“历史首肯”，是荡除“西方中心论”、扬我民族精神的永恒长城。近代以前的中华文明远远走在世界的前列，四大文明古国的排序中国毫无疑问应排在第一。对据中国最新考古成果进行综合研究而得出的中华文明从伏羲（盘古）开始就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给予了高度认同，中华国家文明史已有了七千三百多年的历史，而不是过去所讲的开始于夏代。关键词：一万年、中华文明、公元前5341年、伏羲、西方中心论。
“重写中华文明史，中华文明一万年”，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的重大历史课题。1997年8月，“海峡两岸史学家合撰中华民族史第四次学术研讨会”提出了“中华文明史可追溯到万年前”的论点。会后，有关学者起草了《重写中华古史建议书》，该建议书已得到了海内外百余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民俗学家的签名并公开发表，同时向全世界华人发出了呼吁：希望大家来了解这一工作，支持这一工作，都知道中华文明一万年。
“一万年”——这是对中华文明事实求是的历史首肯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把中国古史的框架、脉络高度概括为“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糸，上万年的文明启步，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1），是比较恰当的。近来，科学家们通过对中国山西垣曲“世纪曙猿”的考证，充分说明了人类远祖源于中国，推翻了“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论断，把地球类人猿出现的时间向前推进了1000万年；中国三峡“巫山人”的出现，把中国人的进化史向前推进到了200万年前，且更直接向“人类非洲起源论”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并为在我国境内寻找更为古老（400—20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文化遗存和揭开人类起源之谜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据。从此，在中华历史的长河和广袤的土地上，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和县人艰难成长；马贝人、长阳人、丁村人、金牛山人、大荔人、银山人、桐梓人与猿“揖别”；柳江人、资阳人、河套人、山顶洞人、穿洞人“燧火化臊”奔向文明这是一幅多么生动的人类早期生活的历史画卷。
我国是世界上农耕文明发源最早的国家，其年代远远超出其它文明。就人类几大文明发祥地来说，西亚农耕文明发源较早的地方局限于所谓的“新月形沃土”地带，时间约在公元前1－0.7万年；相比起来，两河流域、印度就晚了许多。而在我国，北京山顶洞人就进入了农耕文明，其年代约在公元前2.5万年前后；湖南道县玉蟾岩农业文化遗址，其年代在公元前2.05—1.65万年之间；我国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洞等史前遗址，通过植硅石和孢粉分析等科学测验，发现了距今1.2万年前的野生稻石标本和距今1—0.9万年前的栽培稻植硅石标本，这是目前所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水稻标本；湖南澧县彭头山古文化遗址中出现了距今0.9万年前的人工栽培水稻，并出土了目前世界上最早的稻作遗存。我国陶器制作时代最早,工艺最精。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的距今2—1.5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未期及距今1.4—0.9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连续文化堆积中，后者还发现了目前世界上最原始的陶片，距今1.2—1.1年前的广西柳州大龙潭和广东英德青塘圩遗址中出土的陶片上已饰有绳纹，而此时人类的另外几大文明还基本处于蒙昧阶段；中国北方距今0.8—0.7万年前的陶器，无论从其制作工艺还是造型、纹饰、彩绘，都远远超出同时代其它有陶文明；而日本、美洲古代陶器的出现其形态特征往往与中国一些时代的陶器极为相似，恰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中国远古先民极早就来到了这些地方，繁衍生息，开拓文明。随着文明的进步，家畜饲养业发展起来，最先饲养的是猪、狗、鸡、牛，不晚于8000年前，“六畜”中的马与羊稍晚，其中有世界上已知最早的家猪和家鸡的遗存。我国的手工业最早发生，发展最快。距今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已中充分显示了中华先民纺织业的发展，中国丝织物后来成为古代文明史上横贯中西最为耀眼的彩带。中国玉器业的发展早在8000年前就较成熟，独树一帜；漆器业举世无双，堪为绝技；冶铜业与西亚同步，工艺独步于世；天文历法独领风骚，七日星期制的使用远远早于“犹太人”、“巴比伦人”二千年；河南出土的八千多年前的骨笛，多为七孔，具备音阶结构，能吹奏出旋律；公元前6680—6420年的河南舞阳贾湖古文化遗址出土的甲骨文和石刻文，已初具殷墟甲骨文之雏形（及至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宜昌杨家湾遗址的陶文已十分成熟）“公元前6000年左右兴隆洼文化玉器的熟练制作，裴李岗文化文字的出现，磁山文化遗址中数十万斤剩余粮食的发现，这些有机联系的现象集中反映着中华远古文明的孕育。结论只能如此：华胥氏时代文明曙光初露，再经数百年的发展，伏羲时代则以国家文明傲视全球。”（2）随着以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为基础的华胥氏超级部落联盟（已具半国家性质）势力的渐衰，而发源于湘江流域后逐渐东进的伏羲部落，与东夷女娲部落联盟后形成巨大族团，大规模从山东、江浙西进北进，于公元前5341年统一中原，这样，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中华伏羲奴隶制国家诞生了。它西起关陇，东致大海，南括长江中下游，北越燕山而跨蒙辽，其辽阔版图为一千五百年、二千年后的古埃及、古巴比伦所无法企及。壮哉！随着地下文物的不断涌现，通过考古学、古文献学、考古年代学、古天文学、古气候学气象学等的综合研究，使我国奴隶制社会各起讫的相近历史年代显露端倪（3）：朝代帝世年数历史年代备注伏羲朝数十世1260年公元前5341--4082年公元前4130—4082年共工称霸九州炎帝朝17世380年公元前4081--3702年公元前3707年涿鹿之战黄帝朝18世400年公元前3701--3302年少昊朝20世400年公元前3301--2902年公元前3007--2902年九黎之乱颛顼朝19世350年公元前2901--2556年公元前2780年统一四川帝喾朝20世300年公元前2555--2256年帝挚朝1世9公元前2255--2247年唐朝2世73年公元前2246--2174年公元前2220--2211年鲧治水虞朝2世27年公元前2173--2146年公元前2160--2150年大禹治水夏朝13世470年公元前2145--1675年公元前1930年统一巴蜀商朝31世628年公元前1674--1046年公元前1520年统一川陕就这样，在人类历史发展和文明进程中，中华民族犹如人类历史的火车头，执人类文明之牛耳呼啸向前，到公元前11－8世纪，已遥遥领先于世界其它文明而跨入封建社会的初级阶段——封建领主制的国家——西周而雄居于世。春秋战国——人类文明史上最具改革与活力的时代：政治大变革，经济大发展，思想大争鸣，文化大积累，军事大兼并，外交大纵横，民族大融合产生了众多对人类历史进程具有重大影响的诸子百家和大量不朽文献。及致始皇，平六国而统天下，置郡县而修法度，击匈奴而筑长城，定货币规度量而简文字，建驰道而同车轨，建树了史无前例的功勋。汉武雄风，上崇儒术，下削诸侯；广开仕途，招揽人才；推广农技，兴修水利；激活工商，加强财政；外击强奴，海陆举贸使得强大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外交等方面所形成的综合实力雄浑无比，化解了来自中亚、西亚凶悍蛮族的进攻并将其大部融化。余势西迁，引发了整个蛮族世界的大迁徙，导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和西欧社会的巨变。而此后的中国历史，无论是“分久必合”的民族大融合时期，还是“合久必分”的封建统一大帝国，中华文明始终以其无可替代的先进性和独特性，逶迤磅礴至人类发展的近代前夕。无怪乎在人类近代以前的大部分科技发明里，中国的先进发明动辄就比欧洲早几百年或上千年；北宋徐州的一个冶铁坊的人数就多达四千人，相当于十一世纪欧洲一个大城市的人口数；元朝的海军舰船已开始使用火炮，此时的欧洲还在大刀长矛的冷兵器里蜗行；明代郑和的第一次太平洋、印度洋远航，所率水手官兵就达二万七千多人，比十四、五世纪欧洲最繁华的亚得里亚海沿岸各国的商业首都威尼斯港所有海员人数的整和还要多几千人完全可以这么说，在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大多数岁月里，中国的综合国力雄超于世，国民生活水平位居世界之首。即使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国仍不失为世界经济强国，由于中英贸易顺差极大，英国才出此鸦片之下策，导致了中英邪片战争。
“一万年”——必将从历史源头彻底荡除“西方中心论”的历史阴霾，高筑起中华民族永恒的精神长城欧洲人“震于中国立国之悠久，及其在世界史上地位之重要也，于是大运神思，力言中国文化渊源西土，以示西洋人之有功于中国。”（4）胡诌什么古巴伦酋长“奈亨特”率“百克”族东迁，此酋长即黄帝，“百克”族就是中国所说的“百姓”了。这种天方夜谭一经别有用心的日本人所鼓噪，竟流传一时。及至我仰韶文化遗址大白于天下，此等谬论才渐渐销声匿迹。又说什么古埃及之圣书象形文字、古巴比伦之楔形文字为中国文字之源。针对这种无稽之谈，不要说我国八千多年前的甲骨文字已经出土，就比及一种我国已经发现的古象形文字，如半坡陶文，或是姜寨陶文，还是杨家湾陶文，后者哪一种不比前者成熟得多？而时间却早出了一千年以上。印度考古发现了距今7000年的人工栽培水稻，就说中国的水稻是从印度传入的。而湖南、江西一些古文化遗址中出现了距今10000年前的人工栽培水稻，看这些人们还能怎么样说？一部分西方（包括日本）人之所以热衷于此，自然有其政治的目的和不良用心。而其正直的思想家、政治家、学者却往往为中华文明之辉煌所倾倒。黑格尔说，“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连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其他亚细亚人民虽然也有远古的传说，但是没有真正的‘历史’：印度的‘四吠陀经’并非历史；阿拉伯的传说固然极古但是没有关于一个国家和它的发展。这一种国家在中国才有，而且它曾经特殊地出现。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5）瓦西里耶夫说：“中国的历史是伟大的，它根植于遥远的古代在中国的远古时代，确实有不少稀世的、独特的、只有中国才有的东西，因而似乎可以明显地证明对古代中国文明百分之百的本土性表示任何怀疑都是不对的。”（6）美国的开国元勋、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之一的富兰克林曾宣称：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悠久、经验最丰富、也是最聪明的民族”。(7)董立章先生在比较中外早期文明时总结得好：中国与西亚、北非的早期比较，由于地理气候环境不同，发源略有早晚而唯中国最早；国家大小有别，而唯中国疆土最广；文化虽皆以悠久著称，而唯中国最为源远流长，从末夭折而繁荣至今（8）。作家李乔不无叹喟：外国人把中国列在埃及、巴比伦、和印度之后，称这四个国家为世界文明古国。现在6700多年前的文字出现了，3000多年前的太阳历也发现了，四大古国的序列应该重新排一排了吧！（9）毫无疑问，中国应排在第一。
当然，我们忘记不了也决不能忘记近代以来这场血与火的洗礼。正当中国的大清皇帝们还沉浸在“天朝”、世界“中央之国”的历史陶醉之中，以儒学文明所特有的温文轻蔑之态俯瞰世界，傲视欧洲为“夷人夷国”之时，西欧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却产生了使生产力得以大突破的工业革命，向着近代文明的曙光迅跑。然而，这种文明的进程竟是这样的野蛮和充满血腥：在非洲，无数黑人被当做牲畜般贩卖与屠戮；在美洲，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被驱赶枪杀，w.uksh.o惨绝人寰；在印度、东南亚，殖民者海盗式的掠夺愈演愈烈。时至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终于用船坚利炮把“天朝”的尊严、“中央之国”的傲慢击得粉碎。腐朽羸弱的清朝未年，广大的国土被蚕食、瓜分，民族惨遭殖民与蹂躏，“东亚病夫”的毒讽压得中国人抬不起头来，中国社会的崇洋、恐洋、迷洋之风弥漫开来。在大部分中国人的思绪里，西方“蒙天盖地”的先进，中国“昏天黑地”的落后，对西洋人有一种莫名的神奇感，自以为低了一等；相反，西方从此无知狂傲，飞扬跋扈，“白种人是上帝的骄子”的历史谎言流遍全球。这就是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歧视”、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耻辱”、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误解”和一百多年来的“民族自卑”。可时至今日，殖民文化不仅大有市场，理论上还有了新的“突破”，什么“鸦片战争提出了中国近代化的任务，所以，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就不能反对，甚至还要欢迎”，是“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更有甚者大呼“只有当殖民地三百年才能实现现代化”，多么荒谬绝伦的论调却影响着不少年轻人，我们的思想界、文化界、教育界还不应该敲响起警钟吗！？总之，“一万年”，就是还中华文明以本来面目，这既是对历史的事实求是，也是挺我民族脊梁，扬我民族精神，消除近代殖民心理的历史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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