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的主题，是战。
关于对战争的态度，在写到关于经典、教学用的兵书部分，其实已经稍稍提到了一些。
战争，军事手段，是政治的延伸，服从于政治，服务于政治。而政治，抛却那些理想而抽象的平等、民主、自由、天赋人权的追求，现实国际间往来的至高准则，或许只有国家利益。保持国家、民族的独立自主，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包括军事在内的一切手段都是为此服务。当和为贵、和平共处互不侵犯作为对外往来的基本思想，战争手段被放到客观被动范围，非军事、政治的力量，显然应该占据最主要的地位。
始终认为，理想也好、野心也好、社会发展必然也好，战争、军事的力量，只能是解决问题的手段、方法、保证，而永远不应该成为最终的目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政治的延伸和手段，战争带来的巨大消耗，战争过程的巨大破坏性甚至毁灭性，从根本上是与人类的整体利益不符的，也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社会发展需求不符。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即使占据了相当上风，结果也还多半逃不出“伤敌一千，自损八百”，而战争带来的各种损失往往需要十倍于战争过程的时间来恢复……为什么向来推崇“不战而屈人之兵”？最实际的，是不战的手段，比起战争实在是“划算”得太多了。所以，孙子在两千多年前便由国家利益与生活生产的经济根源提出“慎战”，其见高明，后人不得不折服。
军事手段只能是手段，不能成为措施、行事的出发点和目的。不过，从维护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说，强大国防不可或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是一条处事规矩；而“时刻准备着，确保足够自卫与反击的能力”，则是这一条规矩的潜在前提。“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百年教训惨痛深刻。强大的国防，强大的军事力量，能战常胜的勇士铁军……极端痛恨纯为私利的侵略，厌恶排斥无益的争胜争霸，但对于自家军事实力的本身，私心却又认为越强越好。我想这其实很可以理解：只有越强的自卫自保能力，才可以给我们自己越多的自信心和安全感；处理各种问题时才可以不受他人威胁受他人钳制，可以确保站在对等的地位上与他人进行协商洽谈。一旦失去了这一强大后援保障，一切活动，就会变得极其不利和艰难。
所以，第三卷的时候，重心绝不在风司冥的胜利，而在于西陵北洛两国战后的和谈——“太宁会盟”。一场战后和谈的政治角力，体现的是远比军事行动更丰富立体的国与国较量。而经过这一场和谈，西陵以政治的手段尽可能多地消除了军事不利带来的恶果，从某种意义上，便是在映证自己所见战争与政治的关系。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不能说是和平主义者，但战争被眉毛视为最下策也是向来的事实。即使不是出于最不擅长描写战争场面这个原因，也习惯令笔下的国事处置尽可能诉诸于政治手段而极力避免大规模的军事交锋。然而，到第四卷，故事的主线，却无法回避地走向了一场大战。尽情渲染了战事前的种种，随后用近二十万字的篇幅铺展炎、洛两国的争夺——和平，不战，各种问题政治外交方式解决，在这里转过一个大弯，指向原本的“最下策”。这，是矛盾，也是心结。
战争，一统。
一统，是帝师无法绕开的话题，也是自己无法抛却的基本心理。千百年来我们文化中这样的倾向，流传至今，其存在与作用似乎已经不需要理由。
就算本身并非具有强烈侵略性，和解共生、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互不侵犯等也是最能接受的与人处世的态度，就算现代所处的环境、越来越国际化的认知，令人自然地打开视野，学习尊重一切独立国家主权，尊重各民族的存在与发展——但真正体现到了文章、小说里，“大一统”，将天下纳归到统一的领导核心、在同一国家体制下协同运作，依旧是心中挥之不去的情结。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从本质上认同的一句话。但“分”的历史总不免无奈繁华颓败的沮丧，“合”的过程则多充溢敢叫山河易色的壮怀。“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建功立业、开创一代的豪情，或许是人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向往。不论多么安于平淡，满足于稳定有序，多么清醒地认识到对于个人而言一团和气平安大吉的重要性——人不风流枉少年，激情、梦想的滋味，倘若缺乏，人生不能说因此就不圆满，但必然是世情百味中一味少少的缺憾。那簇火焰，就这样总在内心从不熄灭；只要一息尚存，就不能真正抛却有一天全身心投入燃烧的激情的渴望。也许，这就是本性中无法抗拒的诱惑？所以纵使现实诸多局限，也忍不住由笔端倾吐：定下了《帝师》“大一统”的基调，也定下了开创万世不易（微笑，这里只是一个带有夸张修辞手法的单纯意义上的形容词）的故事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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