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那天在敌阵地纵深从缺口至准星再到敌国女兵三点一线的时候，尤其是林小天提醒之后，我的脑海里确实闪现了一下乐红，只是一瞬间的事，战场上来不得半点儿女情长，咱还不象林小天，见了女人就迈不动步，见了女人就不响枪。
后来无仗打的时候，成天呆在猫耳洞里五极六瘦，每天当然是想着乐红，梦里抱着枪睡觉甚至想的还是乐红，还是YY。对，用好听点的文词，应该叫做思念，反正我那时是从上到下的思念。
没仗打那些日子确实难受，各种“阵地疑难病”一同袭来，烂裆还没好利索，刚捉摸功能有没有丧失，还能不能办事？就开始胀肚，估计是凉水就压缩饼干闹的，我拉不出来难受至极，拉出来更难受至极，每次去临时挖的野战茅坑，蹲上去一个小时解决不了战斗，只好捂着胀得跟皮球似的肚子回来，然后再去，再回，每天七八趟。也真是奇怪，有仗打什么毛病没有，一不打仗啥毛病都找上门来，很棒的身体四个月下来跟刚参加完高考似的，比那还差很多，可恶的战争。
本想撤回来后马上请假回家去看父母，然后和乐红好好呆上几天，一同畅想美好的明天，如果感觉功能没受什么战争影响就一同把上次没办的事办了。没想到她先来了，我们也办了，办的一塌糊涂，真的不知道“滑机”算不算功能受到影响，林小天那天也没说太清楚。我决定找机会再跑回家一次，说什么也要和乐红再爱一把，上回那把实在丢人更对不起人。
现在看来我的计划实现不了了，上百场的报告还剩几十场，毕业前估计也做不完，还有毕业论文只写了提纲就再写不下去，不到十几天就要毕业去部队了，而且中途没有回家的时间，我连分到哪个部队还没着落，如果离家很远就只能等休假了。
对一个二十二岁大学即将毕业的年轻人来说，工作单位的好坏似乎能决定一生的命运。现在恐怕没人会这么认为，因为现在的大学根本不包分配，但我们那个时候不行，毕业分配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尽管部队院校的学员还没有分不出去的，直到今天也是如此，要不现在的军校怎么都成了大热门呢，就是包分配这一优厚的条件闹的。
不过，对于陆军学院来说，再怎么包，大部分也是包到那些散落在山沟沟里的野战部队，都得到基层去当一名排长，然后再一步一步的往上爬，争取早进机关，早点养尊处优，早点分房子分地老婆孩子热炕头。
经受过战争的考验，我是深有体会，说来也就那么回事，不就是昏天黑地以命相搏吗，壮行酒一饮而尽，一抹擦嘴，海碗一撇，妈的，老子一百多斤爱他妈撂哪撂哪，拚了，眼睛一瞪什么也不想，不是敌死就是我活，都是瞬间的事，这叫过“战争关”。
对于职业军人来说只要有勇气，敢于面对，过战争的“生死关”不难，因为我们就是干这个的。难的是生活在艰苦的环境中，尤其是娶了媳妇生了娃，两口子牛郎织女似的相距千里，夜晚仰望星空的思念，那日子最苦，不光是自己苦，连累着媳妇孩子一起受苦，最苦的是她们，简直就是坑人，这对军人来讲叫“婚姻家庭关”，这道关口最难过最难熬，很多人都过不去。因此，毕业的去向问题是所有军校学员最关心的头等大事。
弟兄们大部分都预先知道了分配去向，当时觉得好点的地方除了军区机关的警卫营，再就是后勤一些分部，还有就是一些驻地在城市周边经济较为发达的野战部队。
其实这伙人都失算了，那怎么叫好？虽然去了军区警卫营，可在司、政、后机关的警卫勤务连里当个排长基本就没什么后续发展前途了，顶多结交一些地方朋友准备转业后找个象样的工作，军中的出路不大；去后勤分部的更差，看似得到实惠较多，经常分个梨分个苹果的，可开始都得守在仓库，将来能进机关的希望很眇芒；再有那些驻地在城市的野战部队，人家只是师部、军部在城市，部队可都在山沟，高高兴兴的杀奔城市去了，在城市没呆一个小时立马被杀进山沟，王厚忠就属此类，他是挖门子盗洞，终于进了城市某师，结果一下被扔进比任何一个边远地区还艰苦的连队，气得这小子嗷嗷叫。哥们儿也分到那个师，两年多的时间就当了他的连长。
队里有一个哥们儿，家住北京，父亲在国防科工委当一名军工，很多年的老军工。家里每次来信的信皮地址都是国防科工委，把队长和教导员吓了不止一跳，多次找到这位仁兄了解情况。
“我爹真不是大官，就是个军工，我对天发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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