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掉母亲的电话后，我和黄馨匆匆赶到了州医院。
雪花飘飞，远远的山峰上白蒙蒙的一片，像是群山裹素，在为我的祖父悲哀。
我问母亲，祖父究竟是什么病。我母亲告诉我：就连州医院也没有办法确诊——前一天他还在家里刨着木头，突然说了一句：“我好不舒服。”然后就倒了下去。
吓坏了的奶奶赶紧给儿女们打电话，大家七手八脚的把他抬到医院，找到我的小舅，安排了最快的速度给他检查以及急救之后，小舅把主治医生的话转告大家：可以准备后事了。
纵然无力回天，也要略尽人事。所以大家又把他送到了吉首的州医院——湘西人总是对州医院有一种盲目的迷信，何况祖父的儿女们对他的身体也有着一种盲目的信任。
毕竟我们都从来没听说过祖父的身体出过什么问题，五六十年了，连个小病也没见他生过。
但是当州医院的医生们也是叹息一声，摇摇头之后，大家才终于接受了这个事实：祖父要离我们而去了。
祖父是中国千千万万个以勤劳、纯朴为关键词的普通劳动人民中的一员，我的奶奶也是。从我记事起，无论是上辈子还是这辈子，除了每年的除夕和初一，他们就没有休息过一天，他们总是有干不完的活。
当我们这一代人拥有了大小周末、拥有了双休；拥有了黄金周——当我们挥霍着这些休息的时间打麻将、唱卡拉OK、跳舞、上网、洗头洗面、按摩、一夜情——的时候，他们默默而辛勤的劳动着，却没有谁付给他们加班工资。
每当我们这些晚辈强硬着，要他们休息的时候，他们也会停下手中的活，戴上老花镜打开电视，或是拿份报纸让我们读——不过几分钟后，他们就会坐立不安，无论是电视还是别的什么都不能让他们安闲下来，最后还是会忍不住去干活。
他们和万万千千个劳动人民一样，只是有着一个坚定的信**：不劳动者不得食。为了挣到下一天的饭钱，今天就必须要劳动；为了不让自己和儿女孙儿辈们挨饿，自己就必须干活。干下去，直到再也不能干的那一天。
我看着一脸苍白的祖父，心底默默的说：现在，我的祖父，你终于可以休息了。
在医院里，我看到了两个叔叔、和姑父姑姑——奶奶和其他两个媳妇留在家中，布置——我的母亲没有说得很明白，但我们都知道她想说的是布置什么。
除了我母亲，祖父是不喜欢、也不信任其他的两个媳妇的，他有着小农特有的多疑，总是害怕媳妇划算着自己的那点小小积蓄。
甚至对我的奶奶也是如此，他总是担心我的奶奶把他辛辛苦苦攒下来准备盖房、准备给我和几个堂弟娶媳妇的钱占为己走——他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除了姓丁的，这个世界上没好人。”
每次听到这句话，我们都会笑，我的母亲也不姓丁，却掌管着他所有的财产。
从我母亲还在县城的信用社工作时，就开始掌管了他的财产。那时上门揽储的难度很大——当时的信用社是个新兴事物，绝大多数的人都情愿把钱收在床底、收在墙缝，也不愿意拿出来放在银行里。当时的揽储，并不是像现在这么多家银行竞争残酷的抢存款，也没有什么考核制度，揽不揽得到存款完全看信贷员的个人素质，但似乎比起现在和工资奖金挂钩的那种揽储考核来，那个时候的人更为认真——我的母亲为了揽到祖父家附近那一片的存款，愣是连着三天给祖父做工作，把祖父省吃俭用了一辈子的钱，除了他偷偷藏着的，没有任何人知道的私房钱之外，全骗进了信用社。
之后，每个月我母亲都会带上算盘、存单，把帐目一一向祖父报告清楚。
我的祖父有着中国农民式的狡黠，他虽然不大识字，但却偷偷的学会了记帐和计算利息——整整五年，六十个月，我母亲报的帐和他自己躲在家里偷算的，从来没有一分钱的出入。
他才终于开始放心我的母亲，把自己藏在贴身棉袄里的私房钱拿了出来，全部存到母亲的信用社里。
不过后来这种信任就变得没有什么意义了。他在我母亲银行里的钱只有五万不到的样子，但他盖房——中国的农民们存钱最终的目的一般就是盖房，以及帮儿子们娶媳妇——盖房花掉了将近九万块，全是我家里贴的，所以他只能自嘲的笑笑，再也没管过自己的帐，虽然我母亲每个月依然去向他报帐。
看到我来了，他勉强的伸出手，我冲上前去握住，他的手掌上满是老茧，就像一块枯干的树皮。他像是回光返照般，充满希望的问：“跟在你后面那个，是你媳妇吗？”
他不是不认识黄馨，但他的目光全部注视在我的身上，那是无限关怀、无限留恋的眼神。
我鼻子一酸，没有说话。
姑姑在一旁，抹着泪，赶紧说：“是的，是的，爸，你长孙带着孙媳妇来看你了。”
“那就好，长孙媳妇——就是我看不到重孙了，呵呵。”
他费力的伸出手指头摇了摇，我的母亲凑上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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