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了学校。一方面是因为我没办法再面对云燕——前后两辈子被拒绝两回，任谁也无法接受；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惧怕，再读一年书的话，那已知的命运再度降临。
我去了医院，对我经常性的头晕、休克做了一个全身检查。在我的诱导之下，医生在我的病历上写下了“心肌炎、建议静养”的字句。
我本来就有心肌炎，只不过没有到必须静养那么严重罢了。
父母和外婆都表示支持我的决定——对于他们而言，虽然我的前途很重要，但我的身体则更为重要：在人和其他任何方面的比较，人的安危永远是第一位的。
虽然我的父亲是党员、我的母亲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虽然我的父母外婆都处于领导岗位——但他们谁也不会教育我：为了什么东西或者什么理**，就可以轻易的放弃自己的生命。
就像某一年一个大学生为了救一个老农，跳进粪坑里，结果老农救上来了，他自己却淹死了——这件事情曾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争议。
我父母的意见则是：不管别人怎么做，哪怕在粪坑里的那个家伙是美国总统，也绝不允许我下去救他。
可以说他们自私，可以说他们没有社会公德心，甚至可以把他们的这句话上升到危害社会的高度，但无论是谁，都不能否认，他们说这句话的本意是为了我好。
“只要你还活着，我们就有希望。”——这是我父母的原话；只要我人没有事，其他的一切父母都可以舍弃，无论是多么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
何况这一次，只是一年的学习，根本谈不上有多严重，他们没理由让我拿生命开玩笑的。
拿着这份病历，我申请休学一年。
同学们大多不知道我和云燕的事情，而我们两个也不可能主动的向他们宣扬这种事情。所以在他们问起为什么我不准备读下去的时候，我强颜欢笑的说：“因为九七年高考不包分配了呀。”
我接着侃侃而谈：“我打算现在报名参加成人高考，比你们早出来两年——反正都是不包分配的，我可要比你们多挣两三年的钱；还不用承受高考的压力。”
然后同学们纷纷钦服于我的高瞻远瞩，只有云燕和稍许看出来些什么的黄馨默不作声的在书上乱划着什么。
不过钦服归钦服，他们是谁也没有勇气对自己的父母说要求退学的，除了比较有勇气的杨凡和以柔弱的双肩顶起了家庭半边天的黄馨。
本就对学习一点兴趣也没有的杨凡，把我说的话原原本本的对他父亲说了一遍，居然成功的说服了他的父亲，让他提前退学，不过条件是：必须要参加成人高考，考上并且读完大学。否则，就得再回到高中去读书。
而黄馨则更为直接，她对她父亲说：“我要退学了。挣钱帮家里还债。”
他的父亲问：“你才高一，你打算怎么挣钱？没单位会要你，做生意家里又拿不出本钱。”
“我可以想办法的。”
看着倔强的女儿，父亲叹一口气，说不出什么，于是黄馨也离开了学校。
我休学的事情，产生了无穷的马太效应，这两个人也只不过是这种效应里的一部分罢了。
例如得知这个消息后，章波涛和杨晓鸣就在第一时间找到了我，询问我以后的打算。
我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我对章波涛说：“我也正好要去找你，我想借用你手底下的几个人办点事情。”
他说：“没有问题，别说几个人，我现在就对大家宣布，你才是我们天狼帮的老大。”
我笑了：“我只是想整整那个敢和我抢女人的家伙，你觉得对付一个学生要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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