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永远是残酷的，也许对别人不然。但对我，这永远是一条无法回避的定理。我深信老天从来就是抱着耍猴一样的心态看着我出错，然后狠狠的打击我一把，就像我所认定的另一条定理一样：这个世界上没有意外，所有的意外，都是个人问题造成的————
弹指一挥间，两年过去了。
在这过去的两年里，除了受罪二字外，没有再能够形容我生活之悲惨处境的词语了。就算是中华文字的博大精深，也实在找不出另一个更为贴切的词语了！
拥有着二十六岁的头脑，却只能控制自己的身体做出一些最简单不过的动作——诸如吃奶、尿床、哭闹等等等等——哦，对了，我还学会了说话和走路，但是，从我学会说话以后，就深深陷进了“叫舅舅，给糖吃。”“叫姑姑，你叫不叫？不叫打屁屁哦。”等困境之中。
为了学走路，据不完全统计，我总共摔了八百三十一跤，我、我容易么我？
不过值得安慰的是，自从我学会了这两项生存必备技能之后——你说你不会说话不会走路也能活下去？行，你牛，至少我承认我要是不会说话不会走路绝对是生不如死行不？——我就自由了！
不自由不行啊，我都这么大的人了。父母也都要忙于工作，对了，还没介绍一下我的家庭呢，我的父亲是个工人，由于文化水平高——初中文凭，各位别笑，那个年代能读完初中就真的不错啦——他一步一步的爬到了我们这个小县城机械厂副厂长兼车间主任的位置，还光荣的入了党；我的母亲小时候因为外公被打成右派下放农村，十三岁的时候就进了斗笠厂做小工，而我出生那一年，恰好我的外公平反回家，办了退休后，母亲就顶了外公的班，进了县农业银行当一个很普通的营业员。当时谁也没有能够看破未来的眼光——只有我知道，这一次的接班，成了她辉煌人生的。
要不怎么说我母亲运气不错呢，我爸的副厂长是从普通工人实打实一步一步爬上去的，可是我外公退休的时候，可以顶他班的人——简称接班人——可是有四个之多，说到这里，请让我再次衷心拥护我们的基本国策一次。
这四个人中，大姨早就进了物资局工作，大舅也进了乡下的一个粮站工作，至于我小舅嘛，他没什么竞争力，那时候他还在读高中呢。我母亲也就在这大势所趋之下，顺理成章的进了银行，也算是吃上了皇粮。
这两头牛为了报答国家的知遇之恩，可真是豁出命似的干活，在我的记忆中，我母亲下乡揽储收贷，经常会几天几夜的不回家，吃住都在农村；我爸则是经常性的加夜班，别的工人三班倒，他则是一天上两个班——真不知道他们哪来的那么多精力和动力，那时还没加班工资这一说那。
至于我的祖父，他是一个手工业者，凭着一手好木匠活，也算是吃穿不愁；我的奶奶，勉强也算是手工业者吧——只是不知道会做花圈算不算——
我的外婆是县城幼儿园的园长，一辈子战斗在幼儿教育的第一线，这样算了算，能看管我的也就只有我那已经退休的外公了，可是他偏偏又是一大家子中最溺爱我的那一个。
两岁啦，在全家人带着我去我们县城知名度最高的神算杨瞎子先生家里拜访过一趟之后，我的幸福生活终于开始了。
我想我有必要把这次拜访写得更为详细一些：首先是我外公，花掉一个月的时间找到了他老人家的住所；接着是我外婆和父母，通过一系列的请假调班等手段后，终于能够同时拥有一个上午的休息时间；最后就是父亲背着小背篓——背篓里是我和一块大腊肉以及一瓶香油——除了我之外，另外两样东西是用来折算成算命费的；母亲则搀扶着外婆，爬上了高高的山，山顶就是杨瞎子的家。
上辈子在我大学的时候，我曾陪着云燕到过一次杨瞎子先生的家。并且用随身听把他对我和云燕所说的每一个字都录了下来——当时仅仅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反对迷信以及试图用这份录音做为呈堂证供，一旦有任何一句算得不准，我确信当时年少轻狂的我，会真的拿着这份录音要求杨瞎子先生退钱的。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真的是太少不更事了。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