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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更名《十天八荒纪》
请诸位一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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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宁的短片在新闻发布会上唬倒了一批人，面对众多蜂拥而至的记者，刘宁尽量也最简捷的回答承诺最近要先为太阳集团的创业基金拍一个关于农村题材的纪录片之后才开始关于鲁倩电影的工作。
刘宁的发言把记者的目光都转移到创业基金最近在几个农业大省的投资项目上去了，这些项目总计投资人民币4亿。一些比较敏感的记者和一些被我们授意过的记者别有用心地炮制了一些当地情况的报道作为这次新闻的补充内容。而这些补充内容直指两点，当然就是农村问题最核心的摊派和白条。
创业基金的发言人表示，地方政府的某些问题不能明确解决，他们会随时考虑放弃投资计划。
这个所谓由城市所组成的社会从来都在试图去了解农村，但无一例外地总是被一些外力扭曲了视线。这种事无数人做过，无一例外地功败垂成，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做多少，反正做得一分是一分吧。
郭振倒是很用心，一边不断虚心向周围的人学习着，一边小心翼翼地操办这些事。我交代的很简单，让他慢慢组织自己的智囊团。毕竟每个人都要慢慢有自己的班底的，这种金字塔结构是个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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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桐回到美国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去买太阳电子上市的股票，当然，只买了一部分，还是偷偷进行的，用的都是个人的钱。这个是她临走之前我跟她商量好的，在我的计划中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环节。
套用钱钟书的话说就是，我把太阳集团当作魔术师的飞刀，放手而并没有脱手。这种小把戏在别人眼里或许真诚无比，认为我是一个喜欢将心比心，喜欢对朋友和部下交心的人。惟独张小桐几乎一眼就看穿了我的目的。私下里张大小姐捏了我数次，说我不是好人。
我捂着胳膊委屈：“不比坏人更坏怎么当好人？”
张小桐被我反问得无话可说。反正当时依依惜别，我们也懒得互相斗嘴玩了。
现阶段美国地区的很多事刚开始铺开，张小桐不回去不行，小姨和小姨父维持现状有余，在很多开拓经验上完全不如自己的女儿。1996到1997年甚至一直到1999年初为止都是我们美国几个分公司上升的重要阶段――当然，从本质上来受，对于一个不断前进的公司来说，没有任何一天任何一年不是重要的。但对网络概念股、泡沫经济和高科技实体产业来说，1997―1999年这一段时间实在是最近20年来进步最快的一段时期。
我一直寻思着找个什么人能在北美代替张小桐，毕竟只要有人能在北美维持最高中枢的作用，她本人具体在哪里倒不是很重要了。不过靠得住的人就那么几个，虽然我这人很放得开，对于这个人选也极其头疼。
张小桐走之前我曾经对她说起过这件事，从目前情况来看，她也没有太好的人选。在国内这边已经算是人手紧缺了，我们在不断享受胜利果实的同时，也在同样面临着要撑起局面的负担。所得所失，永远都是那个比例。
这也是我为何要借这个机会把公司上市的原因之一。
太阳集团按照我这种自己独断专行的路子走下去，走到这个程度基本上已经到头了。我不是万能的，一个人能做好一些事，但绝不可能做好所有事。有这些朋友部下们帮着，我才得以迅速前行，短短几年时间里已经大大超越来自己预期的目标。
从长远发展来看，我一个人的独断专行必然影响国内公司的发展。1996年自从周世昌原来的东家蒋纬做出全国总裁自我反省的表率之后，国内掀起了企业家自我反省的浪潮。我也详细研读了很多企业关于自我反省的报告。这些报告里有的真心实意有的虚情假意，配合我对中国某些企业未来几年内的发展状况来看，我选择了一些很有针对性的问题自我检讨了一番。
检讨归检讨，检讨之后不改错的大有人在。我虽然自认自己比较能知错就该，也顽固得很。还是用了一段时间才说服自己慢慢去接受这些存在的问题，并试图改变它。
在所有问题当中，最集中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依然在太阳电子实行传统的“教父模式”。所有问题都是自己一手抓，有了想法就去做，完全听一个人指挥，事无巨细都要过问。
这对于一个正规公司来说是极不可取的。
在未来几年里，我还能够预测一些不可逆转的流行趋势和一些企业的发展对策。然而目前来说，历史已经超过我的了解，很多事变的面目全非，我不得不考虑着把自己的作用慢慢淡化，凭借我们现在已经取得的成就继续锦上添花，而不是再像以前一样无中生有。
老实说，这个还是比较有难度的。因为我自认不是商才，最多算是一个有一些小聪明的小孩子而已。在某些方面，我不如现在这些踏踏实实做事的部下们，而且目前我这个条件也不太允许我真的什么都一手抓――最少还得再过两年左右才比较靠谱，现在我就是把自己再往岁数大了打扮，也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孩子。
最初是一直靠创造奇迹拢住了人心，然后是机缘巧合地碰到三哥，让他平衡了局面，现在则是靠郭振在身后撑着。这几年下来，回头想想，我总有一种走钢丝的感觉。如果说够义气，郭振是没话说的人，但人往往都有一个上限，一些事所带来的效应一旦超过这个上限，具体会变成怎样也不好说。我从来不怀疑自己的朋友，但我的朋友也不是只有我一个朋友，我必须考虑其他因素。
我现在既要转移外界的注意力，又要做一些能跟目前太阳集团发展同步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选择了一个类似当时众人给我准备生日礼物的方式，也就是对众人来说，我似乎是放弃了一些东西，实际上却没什么变化。
我放心把创业基金交给郭振打理，当然也只是打理而已，钱还是我名下的。
我放心把公司的权利放开，同时上市，张小桐私下帮我吃掉少量股票，最大股东依然是我。
最重要的是，1996年中国刚刚开始传媒产业化，我专心经营传媒集团，为的是把目前所有的一切一切都衔接起来，让太阳集团的一切产业形成一个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再通过传媒集团的各种手段表现出去。
惟有这样，我们才有能和国际大公司们一较高下的实力和本钱。
有技术，新闻集团有历史，迪斯尼有营销，华纳有核心产业。我们有什么？不过是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市场上有一些低成本的实业而已，况且这个市场还没成熟。
其实我还有一点希望在心中，只是放眼世界，一个人的力量是如此渺小，如此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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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振带起来的这股农村问题调查风维持了一段时间，这在国内来说简直是一种奇迹了。我借着这个机会好好地炒了一把刘宁。基金会的人把刘宁当宝贝一样接到河南安徽一顿狂拍。还有好事的记者跟踪采访了他。
然而拍完片子我们就开始发愁，这东西境内电视台不放就完全没用，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各大电视台连关于农村问题的报道都开始锐减，更何况放这种指向性很强的东西？
我联系了一下默多克的小儿子，就是没事往张小桐那里凑的那个，询问了一下能否通过新闻集团在所有能覆盖的中文电视台播放。他的回到倒很痛快：“没有中国政府同意，我们是不能够播放这一类内容的。”
我本来挺生气，后来想想也是，连彭定康出书都被拒绝了，默多克向中国政府示好的态度已经很明显，我拿这种事要求人家无疑是不明智的。
绕来绕去，还是得问国内电视台的口风。
刘国良对我们这个举动不赞成也不反对，从他的角度来看，一次大规模的所谓“揭内幕”跟本不算什么事，尤其是安徽河南这些地方，跟他们派系的人关系八杆子打不到一起去――地方比较穷，没政绩，没潜力，自然没人肯提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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