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正巧也在上海的东北军张少帅刚刚收到了一份重要的情报。情报显示，两周之前，1936年3月12日，苏联与外蒙古签订了《蒙苏互助协议书》。外蒙古“请求”苏联政府派遣军队来外蒙古，斯大林同意履行苏联的国际共产主义义务，将派出苏联红军帮助外蒙古抵御日本军队可能的进攻。
这个情报对张少帅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时的中央国民政府是不承认外蒙古的主权独立的，所以苏联和外蒙古的这份互助协议，让张少帅看到了很明确的希望。他是这样认为的，既然苏联可以不顾南京政府的强烈抗议，和中国主权之下的内部分裂势力外蒙古签约合作抗日，那苏联自然也有可能和他张少帅的东北军签订合作抗日的协议，并且给他所需要的军事援助。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充分发现张少帅良好的政治敏感度，可以体会到一些为什么张少帅一生能够在三次关键时刻为中国统一作出贡献的原因。
于是张少帅马上通过东北军，联系中央红军，表达了要与红军高层进行接触的意愿。中央将正在上海修养的中央特科第二科副科长刘鼎同志，由孙夫人引荐，介绍给了张少帅，直接来到少帅身边担任中共驻东北军党代表，负责沟通联系的工作。刘鼎曾经在德国勤工俭学，在苏联深造，在军工和机械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他的这些背景与张少帅的喜好相当的契合，很快就和少帅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
1936年4月9日，经过双方的精心安排，张少帅亲自驾驶飞机，飞抵延安，在刘鼎的陪同下，在延安的一处天主教堂秘密会见了周副主席。周副主席长期负责和国民党方面的统战工作，曾经担任过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有国民党内的各种各样关系，是和少帅接触谈判的最佳人选。周副主席同少帅的谈判从当晚一直谈到了第二天的凌晨。
经过这次谈判，张少帅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张少帅过去虽然也对共产党有所知，用过一些所谓的“变节人员”，一些被俘人员给他讲过课。但那些人，和魅力惊人的周副主席，是根本不能同日而语的。多年以后少帅多次说起：周副主席是他最敬佩的人，他对周副主席的胆识、风度、口才、为人都佩服的五体投地。
即使在双方谈得非常愉快的情况下，也没有能够解决一个根本的分歧。中共要“反蒋抗日”，少帅则认为不能反蒋，反蒋之后中国就无法统一，就根本不能抗日。最后，经过周副主席的一再说服，少帅做出了一个妥协让步。他答应，如果蒋校长真的像中共所说的，要做出投降日本人的事情的话，他就会反蒋。
这次谈判在张少帅身上起到了非常大的影响，他对蒋校长迟迟不抗日的忍耐力显著地下降了。到了1936年4月26日，张少帅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忍受蒋校长还不抗日了，他就对刘鼎说，他打算自己将部队拉出来抗日了，不能再等蒋校长了。
刘鼎立刻将这个最新情况电告了中央。中共中央当然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当即表态愿意与张少帅建立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将甘肃、宁夏、陕西、山西、绥远等地区控制下来，并且按照实力原则，由少帅担任联合政府的首脑。
而少帅则更关心苏联的态度。老实说，中共当时的一两万军队，少帅认为根本不够看，尽管这一两万军队刚刚吃掉了他两个半师。中共信心满满地回复少帅，苏联由他们来搞定，苏联一定会援助大量的飞机、大炮、坦克、弹药。实际上这是很可能真正变成现实的，如果有人要去和你的生死大敌拼命，找你要武器，你自然是会乐意给的。
少帅表示需要半年的时间来准备。中共则认为应当立即行事，以免夜长梦多。因为张少帅经常去南京、上海，说不准什么时候蒋校长就会祭出某种对付他的手段，需知他东北军的队伍内是充斥着数量众多的国民党特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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