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在当时条件非常恶劣，自己吃喝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好吃好喝拿来优待俘虏，这种做法在西北军被俘官兵眼中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红军还通过真诚的谈话，成功影响了高伏远的态度，使得他从最初的对抗转变为认可红军。作为东北军人，高伏远原本也是能够接受“中国人不应该打中国人”，和“团结一切力量抗日”的观点，红军对东北军喊出的“收复失地，打回老家去”这样的口号，更是喊到他的心窝里去，激起了抗日的决心。
高伏远被红军带到那处被围困的东北军工事，他进入工事之后告诉为首的东北军营长，红军希望和东北军展开和平谈判。该营长迅速将此消息通过电话向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艺哲报告。王艺哲得到电话报告之后非常重视，让营长派人将高伏远送到他这里。高伏远向王艺哲讲述了他被俘期间的所见所闻，以及红军希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王艺哲随即通过高伏远与红军展开了进一步的接触谈判，并立刻将这个情况告知了张少帅。
张少帅真是一打瞌睡，就有人送上了枕头。潘富刚刚向他建议，通过向红军释放善意赢得苏联谅解，通过和红军商谈达到和苏联间接商谈，最终争取到苏联的支持，取得苏联的援助，带着东北军夺回东北。少帅觉得这个策略很好，正在寻思如何和红军取得接触之际，就接到了王艺哲说红军要谈判的电话。少帅马上告诉王艺哲，让他好好招待红军代表，先与红军代表展开谈判。他自己将尽快从南京赶过来。
王艺哲在洛川城内柳营会见了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和苏维埃贸易总局局长钱之光等，双方就红军与六十七军局部合作达成口头协议：在政治上，王赞同红军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军事上，确定双方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的原则；在经济上恢复红白区通商。这是红军和东北军的第一个停战互助协定。
随后双方按照协议展开多项合作。红军在后子头村设立合作社，沟通红白区贸易。红军还派出政工人员到洛川第一高小演讲，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组织学生排练文艺节目。而王艺哲也对官兵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六十七军的官兵都会唱《流亡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美丽的大豆和高粱，那里有无穷的宝藏。。。。。。”
拥有优秀的宣传教育能力，才能真正接近民众的心灵、争取到民众的支持。这一点正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国民党的无敌大招。国民党几乎没有什么宣传能力，这一点从国民党中央有宣传部，而省级及以下就再也没有宣传机构了，就能够很清楚地看见。不过这也怪不得国民党，国民党从根上开始就已经长歪了，你让它怎么宣传自己。当初国民党一大确立的三大政策是“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国民党现在是将三大政策每一项都干干净净彻底违背，然后唯一真正执行的政策就是遭到国人口诛笔伐的“攘外必先安内”，所有的宣传，最核心的着眼点就是政策。没有能拿出来见人的政策，.ｕkansh.c自然就没办法搞宣传。所以在很长的一段岁月里，国民党能干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不断的搞各种各样纪念、回忆孙中山先生的活动。
张少帅和王艺哲军长对士兵极为关怀，在南京政府军饷减少极为严重的情况下，天冷时候，给每位士兵发一件皮背心，士兵们常常摸着背心说：“这是副司令发给我们的，多漂亮。”长官怜悯之情，关怀之意，让底层士兵发自内心地感激，帮助形成了六十七军的良好军纪，爱老百姓。而这种军纪，这种对老百姓的亲近，是和红军一贯的优良作风非常接近的。这就使得东北军和红军之间的停战不是听命行事而已，变成了一种真正和谐的相处。
几天之后，张少帅亲自赶到了洛川。少帅也和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和苏维埃贸易总局局长钱之光，进行了会谈。这是少帅第一次和中共的代表进行谈话。这次会谈双方有一个非常大的分歧点：中共这个时候的主导政策是“抗日反蒋”，而少帅希望抗日，但并不愿意反蒋。少帅和蒋校长的私交很不错，他只是不满意蒋校长迟迟不抗日，但是绝没有到了要反对蒋校长的程度。
不过这次的会谈收获还是巨大的，首先就是少帅以他的慷慨大方，强力帮助了红军在生活物资上面临的巨大困难。通过这次会谈，不仅确认了西北军和红军的停战互助协定，还让少帅认识了真正的共产党人的风貌，加深了对共产党人的了解。通过这次会谈，还让双方看到了进一步加深合作的可能性，为今后双方更多、更高级别的会谈打下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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