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28年5月3日，日军为了阻挠国民革命军的二次北伐打到北平，犯下了济南惨案（一万七千多中国民众被日军焚杀死亡），其中蒋校长的外交官蔡公时更是被日军挖掉眼睛，割掉耳鼻之后再枪杀。蒋校长早就已遭受了奇耻大辱，他是一定要复仇日本人的，他对日本人的退让更多情况下是不得已而为之。当中国的国力远远弱于日本时，国内又是各种势力割据，任谁也不能拿鸡蛋去碰硬石头。
另一方面，日本人根本没有把中国看成自己的对手，傲慢的他们只将苏联和美国当成对手。对于中国，日本人觉得只需要乘着军阀割据混战的时候，找准时机大口吃肉就可以了，细嚼慢咽，绝对不会把自己吃噎着。而蒋校长希望日本人保持这种傲慢的轻视，让他可以先多造点兵，提前准备一个跑路用的分基地。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对日本人他就只能示弱，根本不能示强了。
由于深受前德国高级军事顾问汉斯将军的影响，蒋校长抱定要和日本人打长期战争的主意。而打长期战争的重大前提就是要有一个稳固的大后方。蒋校长曾经亲自去考察过新疆、甘肃、四川等西南地区，最终认定四川确实是汉斯将军判断的最佳大后方基地。原因就在于四川人力、粮食资源富裕，有工业基础，有最佳的地势保护。
近年来，借着“追剿”红军的良机，蒋校长终于将中央军放入了原来军阀割据的独立王国四川。到了1934年底的时候，四川最大的军阀头子刘湘已经愿意接受国民政府领导，并且出任了四川省首任高官。有了四川这个大后方，蒋校长才第一次在面对强敌日本人的时候心里有了一些底气。
从蒋校长的视角来看，中日必有一战，而他认为时间是站在他这边的。一方面，随着时间推移，包括军队在内的中国国防力量建设一直在加速进行。另外一方面，他也在等着国际形势发生根本性的对中国有利的大变化。所以他才会不断呈现出对日示弱的面貌，这是不得已，也是积蓄力量，等待时机。而这种不断示弱让全国各派势力、各界人民、国民党内部军政人员将他骂得狗血淋头。蒋校长只好自比和他同样出生于越地的勾践，认为自己在“忍辱负重，卧薪尝胆。”
付可乐给出的这份情报，关于日军增兵天津，将天津日军驻屯军部队增加到8000人，其目的不言而喻，那就是要对华北地区动手了。由于蒋校长受到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政治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前8个字很深的影响。“驱除鞑虏”就是把满清赶回关外去，所以东北在蒋校长眼里是化外之地，丢掉不是不可以接受的，而华北则就完全相反了，那是中华之根本所在，是万万不能失去的。
所以如果只有日军增兵天津这一条情报的话，那么中日之战就很有可能迫在眉睫了，但是再加上日本军队内部发生大规模兵变这条情报，那结论就完全不同了。经过这么大规模的内乱，日本人总得要修养生息一段时间。同时，日军皇道派兵变的失败，就是日军内部“速胜论”的暂时挫败，短时间内日军施加给中国的压力肯定是要减小的。
事实上，得到这两条情报的蒋校长百感交集，又惊又喜，喜大于惊。蒋校长长于战略，他的战术水平不提也罢，所以他明白未来一段时间是他加快各种备战工作最好的时机，也是最后的时机。虽然蒋校长明白，这两条情报是复兴社特务处杭州站那个妖孽付可乐的功劳，他还是很慷慨地大力表扬了戴处长，并且让他择机酌情奖励重点立功人员。
难得蒋校长这样重大表扬的戴处长心花怒放，开心过后，他才想到，还好校长夫人的生日没有到，那预消化的珍珠贝原液礼品还没有送上去，答应给付可乐的中校还没给出去，现在正好可以顺着校长的心意给。
三月轻盈的脚步，来到了杭州大地。西湖岸边的柳梢绽出新绿，草地渐茵。一个不速之客来到了复兴社特务处杭州站，原来天津英租界的寓公潘富。潘富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几乎都已经绝迹，现在的他，只需要注意控制糖和高淀粉食物的摄入，不饮酒，就和健康的普通人一样。他的身体恢复了健康，行动和思想也就活跃了起来，不再在天津英租界内的豪华公寓里养老等死了。张少帅很快注意到了这个情况，再度开始重用他，不仅在众多军政决策上咨询他的意见，同时还将自己的大部分资产交给潘富管理。
潘富日前刚刚和张少帅长谈过，有好几件事情他们难以决断。张少帅就说给他点时间好好再谋划一下。潘富左思右想不得良策，于是想到了付可乐就在上海邻近的杭州，就主动上门来找他了。
当初潘富为了感激付可乐的救命之恩，赞助天津南开大学剧社的时候，就听付可乐讲过对日策略，尤其是从反鸦片入手的思路。当时付可乐的深谋远虑、缜密心思、高明的创意，尤其是对日本人各方面情况的了如指掌，就给潘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所以，在他没有办法帮张少帅进行很好的谋划之际，就自然而然想到了找付可乐帮忙。毕竟，张少帅找他问计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对付日本人，潘富认为这正是付可乐的最强项。
“潘大哥你怎么来杭州的？是专门来找我的吗？”付可乐喜出望外道，他之前几次和潘富谈得都比较愉快，两人颇有几分知己感。当初潘富坚持让付可乐叫他大哥，不想比救命恩人大一辈，可以更亲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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