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标赛已经圆满结束了，霍冬阁特意在今晚订了几桌席面，来答谢一些武林朋友，同时也准备请上这次比赛中成绩比较优秀的人，沟通一下感情，寻找一下合作的机会。
付可乐正打算离开精武体育协会的时候，天津《大公报》的主编王雨生来找他，说有要事相谈。
付可乐将王雨生引到一间房内，将房门关上，然后问道：“出什么事情了？”
王雨生说道：“你自己看看这封读者来信吧，我是做新闻报道的，这位读者的要求不是我能做到的。”说完，他就将一封信件递给了付可乐。
付可乐打开信件，开始认真看。
来信的是一位《大公报》在河边沧州的读者，他现在当地经营一点小本买卖度日。他家原本还算富裕，后来他兄弟和老父亲一起染上毒瘾，将整个家业都抽光之后，父兄相继离世。他原本就痛恨鸦片，但是以前对里面的事情不太懂。
最近一段时间，他看到了《大公报》不少戒毒知识的普及，才明白了这里面的很多事情。他来信举报，沧州当地的鸦片馆业主、鸦片商贩，每逢单月的十号、十一号两天时间，要在当地的一家客栈，向一群东北过来的朝鲜人采购成批的鸦片，那些朝鲜人都是徒手搏击的高手。
他知道当地的警察和这些鸦片从业人员都是狼狈为奸的，所以根本不敢在当地报案。他就把这个情况写信告诉《大公报》，希望《大公报》能有办法惩罚这些贩毒、售毒者，同时他也希望大公报不要公布有关他的任何情况，那会让他有性命之危。
随着前一段时间，《大公报》引发的关于禁毒的系列的报道，国内对于禁毒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有了比较普遍的认识，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南京政府颁布《禁烟治罪暂行条例》。
其中第八条写到：“吸食鸦片者处6个月以上2年一下有期徒刑，并科300元以下罚金，有者并限制勒令交医禁绝。自愿禁绝后，再犯前项罪者，处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500元以下罚金，并限期交医勒令禁绝。经过勒令戒绝后，再犯第一项之罪者，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5000元以下罚金，并限期交医勒令禁绝。三犯以上者处死刑。”
看似如此严苛的法律，面对现实的时候却无比的乏力。最大的原因就是此时的中国是个残疾，主权上的残疾儿，因为中国到处都是外国人割据的租界。中国人自己的法律，无法管理到中国自己的土地！而当这么多的租界里都光明正大地开放着成百上千家烟馆的时候，你怎么能指望在租界之外的地方能够真正去执行铁血的戒毒政策？哪一级的地方政府，执法机构，会那么愚蠢，将还有点钱吸毒的人非要全部逼到租界里头去呢？
中国在流血！
付可乐想了想之后对王雨生说道：“这件事情我会想办法去处理的，你就放心交给我吧。”
王雨生如释重负道：“看来我们只会动笔杆子还是不行啊，碰到真实世界的题目有时候就完全答不出来。”
付可乐知道他只是随口说说，王雨生还是深知媒体的力量的，但还是开口安慰他道：“笔杆子很重要啊，没有你们的报道，也就不会有这位读者来主动举报了。”
随后，付可乐又告诉王雨生，他近日已经收到消息，上海方面订购的那台德国最新型的海德堡全自动圆压平印刷机，已经在上月中旬于德国起运，预计在本月之前能够到达中国上海。《大公报》上海分刊的开办已经可以加速进行了。
王雨生听了后也是很振奋，又和付可乐聊了一会儿相关事宜，才匆匆告辞离去。王雨生作为天津《大公报》报社主编，通常情况下都是极忙的。但是今天这事情，事关举报人的性命安危，他必须要亲自跑这一趟。
王雨生离开之后，付可乐看着举报信，心想，这世上的事情还真的是够巧的，自己一边要去想尽办法去救一个可敬的朝鲜人，一边又要动脑筋去搞死另外一些罪恶的朝鲜人。按照这封信里举报的信息，朝鲜人在沧州的毒品交易会要在三天之后才开始，留给付可乐准备的时间还算充裕。付可乐眼下的首要任务是先去找到李钢夫。
付可乐在下午一点的时候就提前到达了旧俄国公园，公园建于1902年，还不算很旧，说旧俄国公园，是因为俄国现在已经变成苏联了。虽然高开天昨天打听到的消息，那些抗日学生的集会是下午三点左右开始，但是付可乐为了稳妥，还是提早了比较多的时间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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