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可乐在赛后将另外一汾酒瓶的预消化海参人参原液交给了霍冬阁，不免又是一番解说。霍冬阁的整体反应和杜新五差不多，除了比杜新五年轻二十多岁，他们两个人在武学、医道、养生、以及对付可乐的信任度，都相差不大。
付可乐回到复兴社特务处天津站，取出锁在办公室抽屉的大黄鱼、小黄鱼。他将剩下的三十多根小黄鱼、五根大黄鱼给了曾策和他的行动组。此次能够参与破获白俄间谍纵火案，几乎完全是靠着付可乐的关键线索，能分到这份功劳，曾策原本就非常感激了，现在还有这么多的黄金好拿，自然连声感谢。
付可乐给了沈静三根大黄鱼，冯翔和姜盈一人两根大黄鱼。然后上交了8根大黄鱼给王智祥，最后四根大黄鱼他自己留下了。付可乐还特意建议王智祥，希望在这次向上级汇报的活动总结中，不要多提他的作用。他都已经是20岁的少校了，立天大的功劳也不合适短时间内再升官了。这一次的功劳还是让给其他人更划算一些。王智祥也很明白他的意图。
付可乐回到自己办公室，静下心来思考白俄人首领临死时告诉他的那个重要消息：船到房子在东兴楼。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再说付可乐理解他的怨恨之情，所以这个消息十有八九是准确的。付可乐很清楚这件事情的重要性。船到房子策划了皇姑屯事件，成功炸死了东北军的张大帅；上海的一二八事变也是她兴风作浪搞起来的；末代皇后婉容也是她偷运到东北，并协助伪满洲国建立的。日本军方称赞她为“可以抵得上一个精锐的装甲师团”，虽略微有浮夸，照样能显出她巨大的价值。
考虑再三，最终付可乐决定不将此事上报复兴社特务处。因为他觉得可以考虑未来将百里藏锋呈现在船到房子面前。如果能搭上船到房子这条线，凭借她的影响力，百里藏锋在日本内部的发展会快速很多。级别越高，职务越重要，获得重要情报的可能性就越大。既然事关百里藏锋的安危，知情人当然是越少越好。
付可乐又掏出那张日本天津驻屯军发布的悬赏通缉令，和那张附加的资料，再次认真看起来。今天凌晨看到这些资料的时候，他就已经记起了一些事情，只不过他今天一直忙到了现在，才有空好好思考一下。
付可乐曾经在德国柏林军事学院的图书馆阅读过海量的各种文献资料。他关注的重点除了包括德国、日本以及其他大国的相关情报之外，也是非常注意和共产主义有关的内容的。德国作为共产主义思想的发源地，柏林军事学院作为德国开办第一个情报官员培训课程的大学，在研究共产主义于各国的发展情况这方面，他们的情报工作还是做得很到位的。付可乐记得有一个在中国北方的朝鲜共产主义学者，写过不少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文章。当时他的一些观点就很得到付可乐的认可。那些文章大体都发表在1933年底之后的一年多时间之内。
“九一八”事变之后，我党北方党组织的某些负责人不顾处境困难，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错误地提出“开展游击运动，创造北方苏区，建立北方红军”等口号，冒失地采取正面斗争行动，公开搞飞行集会，盲目发动了一系列武装暴动，致使党组织和群众斗争遭受到严重破坏，很多党员被捕牺牲，损失不可谓不惨重。
而得到付可乐认可的一些对上述行动方式持反对态度的文章，包括《关于官僚主义的严重性》、《党内斗争和自我批评》、《“左”倾机会主义的反动性》、《反帝运动不开展的原因是什么》等等，现在看来，作者很可能就是这个被日本政府第三次通缉的李钢夫，只不过他发表这些文章的时候是用的另外的笔名。付可乐下这个判断的最重要依据，是该作者在他的多篇文章里不止一次提到了朝鲜共产党的斗争工作。中国共产党员要举例国外，肯定就会是苏联，不太可能去拿朝鲜共产党，或者日本共产党作例子，何况还不止一次。
付可乐记得这个作者在他的文章中还不止一次提到，他去公园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马列主义的实际例子。付可乐想去碰碰运气，说不定能够在某个公园里找到他。虽然他既不能百分之百确定这个作者就是李钢夫，也不能确定他到现在还有没有继续在公园里活动。除此之外，他也没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办法。
日本人有多么想要抓这个李钢夫，多么想要置他于死地，付可乐就有多想帮他脱困，让他长命百岁。只要有救他的一线机会，付可乐就会努力去尝试。公园里如果找不到他，付可乐还会另外想办法找，一定要在日本人之前找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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