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期中付可乐认识了一对犹太人夫妇，罗斯教授和冬佳尔教授，罗斯是美术系教授，冬佳尔是戏剧系教授。他们原本是夏蒲英在柏林艺术大学的同事，在一年多以前被双双从学校辞退。从他们口中，付可乐了解到这一年多以来德国犹太人都经历了些什么。
德国犹太人的噩梦，也是人类科学和教育发展史的噩梦，是从1933年4月7日这个黑暗的日子开始的。刚刚成为德国总理两个月的西特勒以政治、种族为理由，颁布了所谓《重设公职人员法》，宣布解聘所有与**主义原则不相符合的公职人员。凡是现在亲共的、未来可能亲共的、不拥护**主义的、非雅利安血统的，这样的公职人员都要解聘掉。由于德国的大学教师过去一直是在专业上进行自我管理、并拥有法定资格的部属公职人员，这场解聘在大学里就体现为一场驱逐犹太血统、有进步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文化清洗运动。
一系列摧残文化的丑剧接连上演，最令人难忘的一幕发生在1933年5月10日夜晚。在柏林歌剧院广场上，**德国教育和宣传部长格贝尔亲自到场，主持了一场“对一个世纪的德国文化实施的火刑”。被刺激到狂热的柏林大学生，将一大批代表“非雅利安精神”的书籍扔进了火堆。这些书籍的作者包括海涅、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卡夫卡、普罗伊斯、克劳斯、巴拉赫等。此后几个月内，近3000种书籍被列为禁书，并被从全国所有的公共图书馆中清除。焚书和清洗不禁让人想起了德国大诗人海涅的那句名言“哪里有人在烧书，哪里最后就烧人！”
被从柏林艺术大学赶出来的罗斯和冬佳尔教授夫妇，只能努力找了在出版界和戏剧界的工作。但是这场从大学校园开始的驱逐犹太知识分子的运动，很快蔓延到所有的文化领域。1933年9月帝国文化委员会的成立以及新的法律颁布，使戏剧、造型艺术、音乐、出版、广播、电影、新闻领域里的“非雅利安人”也遭到了驱逐。罗斯和冬佳尔夫妇再次双双失业。1933年9月15日颁布的《纽伦堡法》，彻底剥夺了所有犹太人的公民权，并禁止犹太人和雅利安血统的人通婚。
诺贝尔奖得主、著名物理学家劳尔曾经勇敢地站出来，向**当局抗议这场运动带给德国科学的损害。但是，西特勒是这样回答他的：“即便是为了科学，我们的民族政策也不会撤销或改变。如果驱逐犹太科学家意味着现代德国科学的毁灭，那就让我们在以后的岁月里，在没有科学的状况下，推行我们的民族政策吧！”
罗斯和冬佳尔教授夫妇觉得，犹太人在德国已经彻底没有希望了。付可乐认同他们的这个判断。在德国对待犹太人的政策问题上，他也曾经和汉斯深入讨论过，这段时间又在柏林军事学院的图书馆里认真研究了很多文献资料。
付可乐告诉罗斯和冬佳尔：西特勒德国对犹太人的政策只会越来越残酷。西特勒针对犹太人的行动不是一时兴起的，而是有四点本质原因决定的。
一是宗教冲突原因，由于基督教的强烈排他性，以及犹太人对本民族宗教的坚持，所以这是根本不能调和的。
二是历史和阶级冲突原因，整个欧洲的反犹太思潮从来没有平息过，而欧洲的新兴资产阶级更想着从犹太资本家身上咬一口肉下来，这也是不可能调和的。
三是经济危机的现实需要，西特勒德国已经无法忍受国家的主要财富继续控制在犹太人手中了，他不能上来就抢社会的高层阶级，他需要先把犹太人打落尘埃。他现在已经办到了，不可能再回头。西特勒太缺钱了，这两年德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建立在巨额举债的基础上的。
四是西特勒的个人原因，他是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以民众现在对西特勒的狂热支持，犹太人没有一点希望。
罗斯和冬佳尔都同意付可乐的判断，他们表示自己现在有要离开德国的想法，但是一方面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他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造诣很高，但是外语并不特别出色，所以很难下定决心去某个国家；另外一方面，双双失业一年多，治疗十二岁的儿子得的急症又花费了一大笔钱，他们现在经济上也很困难，要离开德国，全家人的旅费和到达目的地后的生活费也是他们负担不起的一个大数目。
付可乐很了解他们的处境，这些被驱逐出大学和文化界的教授，如果是理工科专业的，适应力比较强，能够接受他们的大学、企业会多很多。像罗斯和冬佳尔的教人文艺术类别的教授，本来机会就少很多，外语还不够超强的话，就更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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