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清英准备施展手段，准备让国库中并不充盈的土耳其人挤出家底，来向德国船厂订购昂贵的无畏舰的时候，奥斯曼帝国和巴尔干半岛上却都突然传来了令整个德国都为之震动的不利变故。
自奥斯曼现任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于1878年登上王位以来，其便以数十年如一日的昏庸**和残暴苛政，将整个帝国都笼罩进了一片惨淡和恐怖之中。曾经雄踞欧亚的堂皇帝国在他的无能统治下变得更加气息奄奄，而其逆潮流而动的血腥统治更是让广大奥斯曼民众都为之心怀恨怒。土耳其青年党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逐渐发展壮大，并于1908年春意正盛的四月发动了推翻哈米德独裁统治的军事政变。
与历史上那场著名的政变相比，这场发生在伊斯坦布尔的革命浪潮要比清英的记忆中要早了三个月，而其最终的结果也是比历史上还要简单粗暴。哈米德二世直接王冠落地，由他那位相对进步开明的弟弟雷希德接任苏丹之位；“统一与进步协会”执掌政权，宪法和议会得到恢复，土耳其进入了第二个君主立宪的时代。青年土耳其党人的胜利受到了饱受哈米德二世长期压迫的奥斯曼帝国各民族的热烈欢迎，自由、平等、宪法、民族等消失三十年之久的词汇再度在国内出现；一系列旨在救亡图存的全新法令，也在执政当局的努力下被迅速制定出来。
土耳其青年党人的胜利，使得原本亲密的德奥（斯曼）关系发生了极其不利的剧变。由于土耳其青年党的精英大多都有留学英法的经历。接受的是西方自由民主式教育。其天生在感情上就对英法两国抱有亲近之意。除此之外。由于对前任苏丹哈米德二世残暴独裁的切齿痛恨，使得他们对哈米德统治时代的一切事物都抱有“恨屋及乌”式的全盘否认；在这些人的眼里，德国无疑是与独裁者哈米德“沆瀣一气”的可恶对象。他们既延长了**政权的寿命，其在帝国腹地所修建的那条中东铁路，也在通过铁路保证金的方式如寄生虫般的吸取着帝国那本就令人堪忧的可怜财富。鉴于英国是奥斯曼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法国又是向奥斯曼大量放贷的国度，因此他们认为协约国才是奥斯曼最值得结交的亲善对象。
伊斯坦布尔对外关系的这一戏剧性转折，使得伦敦将此次奥斯曼革命看作是从德国手中拉回这个帝国的天赐良机。在与英国有着密切联系的奥斯曼首席国务大臣卡米尔的推动下。英国在外交上支持新政府，并且还向新政府提供了财政援助。而俄国也开始仿照英国的作为拉拢新政府，青年土耳其党政府公然开始亲英，德土关系出现了严重裂隙。
就在德国为伊斯坦布尔的态度变化而手足无措的时候，奥匈接下来的动作却更是在烈火上浇了一盆浓厚的燃油。由于苏丹哈米德二世在革命中被废，土耳其国内局势出现政权更迭的动荡真空，早就对自己家门口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土地垂涎三尺的奥匈认为时机已经成熟，立即于5月初宣布自己对这一地区拥有主权。尽管这一地区在名义上还属于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但其境内早就有奥匈军队在驻扎，因此维也纳方面不费吹灰之力。就吞下了这块自己梦寐以求的土地。
由于同奥匈帝国结盟乃是德国外交政策的基础，更何况清英在此前的维也纳之行中还在奥匈陆军总参谋长赫岑道夫面前亲口保证过德国将对奥匈吞并波黑持支持态度；因此柏林对于维也纳的这一动作不仅没有丝毫的反对抗议。反而无条件支持奥匈的占领。德国在奥匈吞并奥斯曼领土问题上的态度，无疑更加激怒了新生的土耳其青年党政权对德国的恨怒。土耳其人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并在全国都掀起了一场抵制奥匈商品的反抗运动，与奥匈有着攻守同盟的德国也不幸躺枪。在新成立的奥斯曼帝国议会上，议员们已经开始公开商讨是否该废除1903年同德国所签署的铁路协议，将德国于此前修筑的铁路买回收归国有，议会还讨论是否把中东铁路的后续工程修筑权交由英国。
形势的急转直下让柏林政府为之猝不及防。德国与奥斯曼在此前几十年间所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随着哈米德苏丹的逊位而变得几近完结；德国与奥匈帝国的结盟严重危害了德国在奥斯曼政府中的声誉，青年土耳其党政府开始公开敌视德国，巴格达铁路的后续部分面临着被英国接手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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