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英国人对印度土地制度、基层税收的理解，大顺这边如牛二这样的人，其实理解的更深刻一些。
英国的情况，和大顺这边完全不同，甚至和整个亚洲古老帝国区的情况都不同。
生搬硬套，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之所以说大顺如果主动出击、开启侵略和殖民，至少在亚洲问题上比英国人看的透彻,从历史上的一件事就能看出来端倪。
历史上1768年开始的孟加拉大灾荒，最常见的场景，就是一个村子的税是固定的，而村子里有人逃亡之后，土地税全都压在了没逃亡的人身上，最终没逃亡的人也只能选择逃亡。
大顺作为一个经历过明末那场灾荒、并且是从明末那场灾荒中崛起的政权,对这种连锁反应简直不要太熟悉。
大明末期,在很多士大夫的记录上，都能看到这种逃亡之后税全压在没逃亡的人身上，最终招致溃烂似的大逃亡的流民场景。
英国人最开始并不能理解印度传统的柴明达尔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如果以极简的方式描绘一下莫卧儿帝国以来孟加拉地区的治理和税收制度，大约是这样的。
孟加拉因为地理位置和贸易的关系，比较早有了从实物税进化到货币税的条件。
孟加拉不再征收实物税，开始征税货币税。
末期总督，进行了土地改革。
将孟加拉本地的豪强，强行迁到了相对贫瘠的奥里萨地区；使得政府掌控的孟加拉土地增加，然后派遣税吏去征税，而不是让控制土地的豪强纳税。使得政府税收迅速增加。
货币税代替了实物税。
银行家、高利贷者、商人阶层开始崛起。
税吏代表政府，在驱逐了原本豪强的地方征税，很快这些政府官员中的一些人，取代了原本豪强的地位,因为毕竟没有一个稳定的科举制和稳定的中央政权，他们在地方扎了根。
崛起的税吏、商人阶层、高利贷者等,想要固定自己的利益，于是联合了西拉杰的外祖父,新兴阶层和军事贵族合作，干掉了原来的节度使,政变上位。
为酬功劳，确定了原本税吏、高利贷者、官员等的地位，达成了一个军事贵族、金融集团、原本的税收官吏这三方合作的新统治集团。
一部分原本的税收官员，摇身一变，成为世袭的地方势力。
这种东西，叫寡头也行、叫新豪强也行，差毬不多的玩意儿。都是在改革和混乱中，攫取了巨大利益的一群人。
孟加拉之前的财政收入，每年大约是1600万银卢比。其中在改革和政变中新崛起的15个寡头，缴纳了1100万卢比。
除了包给英国人的加尔各答，剩下的14个寡头里，4个是旧时代的封建王公，老牌地方势力；6个是原本的政府官员，通过改革期间的侵吞土地然后世袭化；1个是军功新贵，靠自己打出来的，因功受赏；剩下的都是金融家，商人，在改革和之后的混乱中，通过放贷、柴明达尔征税权抵押、土地质押等方式，成功上位。
这14家寡头，承担了大约60%的税收。他们和军事贵族的同盟，是旧孟加拉的统治基础。
莫卧儿帝国末期，孟加拉的一系列改革中，受益最大的两个群体，一个是前政府官员、另一个就是金融资本。
对大顺而言，这种问题想要避免，根据传统，自然是依靠科举制度、明确的官员选拔、异地上任制、充足的生员举人等后备官僚储备，来解决这些问题。
孟加拉是没有这一套制度的，官员是可以被统治者随时替换的，所以这些人与新的军事集团合作，推翻了上一任节度使。代价就是西拉杰的姥爷，要承认这些官员取得的柴明达尔征税区的合法性和世袭寡头的地位。
因为奥朗则布和马拉塔人的战争，国库不足，于是派了改革派总督来孟加拉改革；改革的方向是驱逐当地豪强、用官僚代替当地旧贵族、清查土地；莫卧儿炸了，节度使自立，官僚集团想要把“被任职”变为“世袭”，与新的军方势力合作，推翻旧节度使，获得世袭寡头地位。
原本的中小柴明达尔，在这次改革和混乱中，纷纷完蛋。大鱼吃小鱼，最终搞出来了14个大柴明达尔。
这个过程，在于中小柴明达尔是没有话语权的，他们没有避税和逃税的能力。
而那些寡头集团，是有避税和逃税能力的，最终结果就是大量的农民，选择迁到有能力的大柴明达尔的手下。
入乡随俗，是很简单的。
如果大顺只是来收税，真的很简单。
就算不进行任何改革，只是继承缘由的税收标准，一年1600万卢比，一个小小的孟加拉，其实已经很多了。库平两和卢比的含银量对比，大约是一半一半，在3比8之上。
况且这还只是一个孟加拉。
而且这里的气候条件、耕地数量，其实比大顺的大部分地区好的多。历史上，1800年代，这里困穷农的标准，是一户15比格，也就是60亩地；而安逸小农的标准是45比格，也就是180亩。
毕竟，印度次大陆的可耕地面积，比大顺的核心区，要多的多的多，但人口现在和大顺还差好大一截。
应该说，可压榨程度还是很深的。
但牛二显然并不想简单地入乡随俗，只是来收点税。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