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有七八年了吧？我那时候刚从新学堂毕业没多久，我记着看报纸说，朝鲜国又开了一个商埠。”
“那时候我本来都考上专学了，家里说继续上学就没啥用了，让我跟着做点生意。说是朝鲜国开埠了，让我去闯荡闯荡，近水楼台先得月嘛。我家以前也是做点生意，我有个远房的叔伯兄弟，以前在釜山那边当兵驻扎了好几年，会说朝鲜话，这不就去那边做买卖了嘛。”
无论是新学、专学、还是报纸，对搭车人而言，都是陌生的。
但也恰恰是因为这小商贩上的是新学，所以因为搭车人当年搏命从金矿带出来的那块金子，使得两人的阶级拉近了，可以在一起谈笑风生。
如果这要是学的是四书五经，考上的不是专学而是进士，两个人巨大的身份等级差距，是不可能有机会一起说话的。
小商贩也没瞧不起这个搭车人，很简单，这年月坐客船的，身家肯定也得在几百两以上了。
真正的苦力、干活的、底层移民，是不坐客船的。而是堆在仿佛运奴隶一样的货船里面到处跑的。
既是能坐客船，本身也就算是一个阶级的。
甭管钱是咋来的，哪怕是当胡子、响马抢来的呢，只要不被抓，以包括威海在内的几个被卷入大顺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内的地区此时的价值观，那都是值得高看一眼的。
挣钱才是真本事，指不定哪天就大赦了，摇身一变就是令人尊敬的工场主。
尤其是登州府是刘钰建设海军的起家地，也是大顺重要的海军和陆战队兵源地，风气如此。一些参与了伐日战争、南洋征服的老兵，很多都发了财，从来都是把烧杀抢掠偷作为酒桌上吹嘘的资本的。
动辄就是诸如“老子当年在南洋万丹……军纪官抽我们，那群怂逼都叫唤，老子一声不吭”之类。
商业、工业、掠夺、财富，这些东西，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些在大顺社会转型最前沿地区的三观。
而火枪，尤其是燧发枪在这些地方的普及，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成为了可能。
新学教育在这里面，起的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作用。虽然新学里是不学思想制度的，相反还是教三字经千字文论语之类，但对物质世界的客观科学的解释，本身也在悄悄塑造着这批人的三观。
而小商贩所说的“报纸”，也在许多事情中加上一些新三观隐藏下的解释。
比如这小商贩说的七八年前的仁川开埠事件，报纸上可不只是报道了这件事本身，而是更深层次地解释了到底是因为什么开埠的。
起因就是因为此时“高丽三宝”里的人参。
一批朝鲜那边的人，越境采参，抓貂，射鹿。
其实这也正常。
但问题是当时也有一批山东人在那边采参，朝鲜这边的人没采着人参，就选择了抢。
伏击了山东那边过去的采参人，打死了十二个。有一个身手好的，见势不妙就溜了。
溜走之后，纠集了二三百人，要和对面那群人干了。
两边的矛盾不是一天两天了，人参从明中期开始成为高端药材，价格日高。加上大顺鉴于明末教训，前期就开始往辽东移民；朝鲜之前也往日本卖人参，这玩意儿又是能换日本白银的。
是以两边的采参人，在边境地区经常碰面，矛盾那都是经常的事。
干采参这一行的，说白了，谁也不是什么好鸟，哪个不是好勇斗狠的。而且采参的地方又偏僻，就像是刘钰当年去永宁寺被抢劫一样，就杀个人也没人管。
这一干起来，麻烦就大了。
事闹得太大，朝廷出面，结果就爆出来更大的事……
因为两边械斗的地点，或者说决战的村落，在大顺境内。
而那个村落，基本都是朝鲜人。
大顺这边大为震怒，惩办了好几个在边境地区的官员，对边境地区进行了一场全面的清查，结果一些地方朝鲜人比大顺这边的人多的多。
这也算是正常现象。
一者，大顺直接展开了对日贸易，朝鲜本来靠着垄断中日贸易当二道贩子过的还行。
自从刘钰垄断了对日贸易之后，直接掐断了朝鲜和日本之间的贸易。
随后就是伐日，釜山开埠驻军等问题，更使得朝鲜这边的传统社会飞速瓦解。
朝鲜可不是大顺，就朝鲜的那点小农经济理念，哪里经得住一个吃了东北、南洋、甚至吃到欧洲还没吃饱的大顺的新兴资本集团？
棉布、瓷器、丝绸、铁器、农具、书籍、小商品、卷烟、酒、蔗糖、玻璃等等，几年之内，就把朝鲜之前对日贸易积攒的那点贵金属，几乎都划拉走了。
两班贵族也想过好日子，那咋办？继续剥削农民，征收更多的贡米呗。
朝鲜和大顺不一样。
好比此时的中西方贸易，假设，只是假设大顺一点军事工业基础都没有，想要买枪买炮，卖点丝绸瓷器就解决的事。
手工业极度发达，农业只从技术上讲更是不知道比朝鲜高到哪里去了，欧洲此时就算搞了农业革命，亩产也没大顺这边高。
朝鲜和日本也不一样。
日本再怎么的，那手里是真的有金山、银山的。
朝鲜有啥呀？
大顺可以叫小农经济非常坚挺、非常顽固。
朝鲜是不能叫小农经济非常坚挺顽固的，是十分脆弱的。
釜山开埠、大顺切断日朝贸易对朝鲜的冲击，是巨大的。
极大地加剧了朝鲜内部的社会矛盾，两班贵族也加大了对底层的盘剥，以维系他们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求。
巨大的社会矛盾，导致北方地区的大量百姓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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