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很能干。
干活的能力，真的比泰米尔奴隶和僧伽罗人强不少，这是历任巴达维亚总督的共识。
荷兰人在锡兰，实际上缺两种人。
一种是技术工种，比如能盖房子、修水渠的。
锡兰这地方，自古就有兴修水利的传统。
葡萄牙人统治时期，作为小农基础的中种姓跑路到了高地地区，因为葡萄牙人强迫传教，这就使得荷兰赶走葡萄牙人后，在低地沿海地区有不少的无主土地。
这些土地种植粮食作物，正需要水利基础。
荷兰需要修各种堡垒、房子，巴达维亚当年基本就是从舟山和澎湖抓的奴工建起来的，这一次也希望让华人去干活。
另一种，就是便宜的工人。
比如在手工厂扒肉桂皮、搓肉桂的，几年前的起义之后，也需要人来填补空缺。
最缺的这两种人，周边找了一圈，最合适的就是华人。
而且，锡兰的情况和巴达维亚不同。
在锡兰，荷兰倒是不担心华人数量增加可能会反叛，因为荷兰人在锡兰的统治还算是相当稳固的。
资本当然是罪恶的，但资本是有双重使命的。
为了尽可能地攫取利益，资本会按照资本想要的模样，去改造旧世界。不是按照西方的模样去改造，而是为了更便于盈利的模样去改造。
不得不说，荷兰这一套虽残暴、血腥、罪恶，但是比起种姓制度，还是高那么一丢丢的。
荷兰人到了锡兰之后，在其统治地区算是逐渐打碎了影响他们攫取利益的锡兰种姓制，尤其是大量扶植中、低种姓的人，进入公司作为基层管理人员。
打破旧的农奴村社制，适当地用荷兰传承的罗马法，确定了私有制。这当然是为了更好的盈利，在前期是为了恢复葡萄牙退走后的一片废墟。
但也不得不承认一些中种姓的人群，有了阶级上升的通道。留在低地地区的中种姓阶层，尤其是数量占据多数的种地的小农、打渔的渔民，还是很支持荷兰人的统治的。
因为最混蛋的事，都让葡萄牙人干完了。比如强制改信等等。
等荷兰人来了后，这些人基本都是当初没跑、强制改信之后的后代，从出生就觉得自己是信基督的。至于天主教还是归正宗，估计他们也看不出什么区别。
荷兰人在这边管的也相对松一些，他们也不像西班牙、葡萄牙那么狂信。看到改信基督的僧伽罗人看见佛庙就去拜一拜，基本也不怎么管。
靠着这种分化的政策，以及我烂、但旁边的种姓制度比我还烂的比烂优势，荷兰人还是有自信的。
依靠锡兰的中低种姓和自耕农做基本盘，压制住移民过去的大量华人，绝无问题。
移民锡兰，当然也与公司的高层决策也有关系。
公司判断，蔗糖贸易是完犊子了。
巴达维亚的糖厂质量比不过台湾、价格比不上孟加拉、至于古巴糖海地糖，那差的就更远了。
但是肉桂原本只有锡兰产，即便被葡萄牙人弄到了巴西去，可欧洲市场大家一半一半，这亚洲市场荷兰还是可以独占的。
所以应该不会出现巴达维亚蔗糖的情况，导致出这么大的乱子。
除了肉桂，锡兰还有槟榔。
吃倒是无所谓，这玩意肯定是比不过新兴的嗜好品，比如烟草、咖啡等。
但印度人用这玩意儿染布，红褐色的棉布在印度很受欢迎，所以槟榔作为一种染料，卖给印度也可发财。
此时世界前二棉纺织品大国，就是中印。
十七人绅士团判断，印度的棉布将永远强势下去，欧洲人永远比不上。而荷兰本身就没啥纺织业了，资本都流向高利贷、债券和商业了，巴不得印度棉布强势，干挺了英国法国的呢绒。
肉桂西印度群岛还没人种、巴西种了些但是人手不足，不像蔗糖一样，古巴海地糖能在欧洲市场打败巴达维亚糖。
槟榔，加勒比地区可能可以种，但距离最大的槟榔消费市场印度太远，所以还是无可替代。
公司高层深刻分析了蔗糖业失败的教训，考虑了市场和原产地配套、运费、可替代性等等问题，以这个时代最顶尖的经济学家的头脑，得出了以上结论。
故而公司十七人绅士团，希望将锡兰，打造成为公司将来的重要利润增长点、打造将来为占据印度的据点。
可以说，巴达维亚华人的命运，其实已经注定了。
大顺不准他们死，但也不准他们回福建，希望他们都去锡兰。
东印度公司高层，不敢屠了他们，也送不回福建，更不想让他们留在巴达维亚，心里也是希望他们去锡兰。
巴达维亚地方政府，不希望那么多的失业华人在巴城附近，尤其是很可能去投奔起义者的情况，也希望把他们送去锡兰。
这种情况下，底层的抗争已经毫无意义了。连他们背后的天朝都是如此想的，合力之下，剩余的只是以什么身份去锡兰的区别了。
总督府的闭门会议开了整整两天，巴达维亚的人普遍认同运往锡兰的想法，最终经过分析，认为可以用这么一种解决方式。
一部分人，可以分配到肉桂工厂去做工，以替代肉桂工人的不足。
但同时，也继续向康提王国施压，让他们遣返那些从低地地区逃亡的肉桂工人。
一旦施压成功，则可让这些华人承包土地，种植稻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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