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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军兵分两路伐宋，西路军较东路军出兵稍晚一些于十二月初从云中府出发，很快便进入忻州、代州之境。
当天，代州边关便紧急向太原宣抚司报告：“金军已过马邑（朔州）！”
接到这个报告之后，童贯立即与参谋宇文虚中、范讷，机宜王云、朱彦通等开会商议，最后决定赴阙，即回东京见赵佶。
童贯跟张孝纯和张孝纯的儿子机宜张浃说：“现在形势很危急，本王必须赴阙禀议，明日便行，河东就交给贤父子了。”
张孝纯愕然，说：“金人已渝盟入寇，大王当在此勾集诸路军马，并力保家卫国，怎可离去？大王若去，人心必将骇散，是将河东弃与贼，河东既失，则河北岂能保耶？且乞大王驻司在此，共竭死力，率众报国……大王，太原府路地险城坚，人亦谙战斗，只要上下一心，金贼未必能破也。”
童贯大怒，道：“本王只是承宣抚，不系守土，若宣抚司驻此经营，却要帅臣做甚？”
感觉到了他自己话中的推脱之意太过明显，童贯语气稍稍一缓，又道：“本王到京禀奏官家，即日便发诸路军马来策应，这才是解河东之围的良策，本王留在此处，于守土，并无所益。”
张孝纯一听这话，愤然而起，鄙视道：“寻常见童大王一副英雄模样，没想到事到临头，却如此畏懦，国家有难，竟一门只思走窜，是甚么节操？”，他随即回头望着他的儿子张浃说道：“休！休！自家父子与他死守！”
童贯恼羞成怒，随即狠狠一甩袖子离开了！
马扩认为，童贯打算离开太原，是被宣抚司的一众幕僚所蛊惑，于是给童贯起草了一份劄子（即公文），他在劄子中这样分析：
“粘罕（宗翰）缘刘延庆军败而轻视我大宋，继有张觉和天祚之隙，遂听余睹、萧庆辈语，乘我边防空虚，乃敢渝盟，两路直入。然而，扩见金军入侵贼马并不多，只有区区数万，并非不可敌。大王应乘机应变，力为措画御捍，且贼所忌者有四，所幸者有三。
贼一忌郭药师手下常胜军，勇于战阵；二忌河东、河北两路坚城可守，卒不能攻；三忌民兵守城养锐，不轻易出战；四忌战线拉得太长，首尾难顾，粮草辎重供应不足。此四忌也。
贼其一幸，大王退避，诸帅无统，军民气丧，不能相互增援；其二幸，大宋不能迅速调集河北、河东两路重兵防御险要；其三幸，大宋区别归朝官不用，上疑下惧，自生变乱。此三幸也。
河东地险、多关隘，人皆谙战斗，贼必不能长驱。唯河北路，虽雄、霸州至顺安军界有塘泺，但广信军、保州、中山、真定府皆是坦途，万一常胜军有变，燕山失守，贼马乘之，定长驱南渡。大王应速移宣抚司入真定府。真定与太原系邻路，足可相为应援，兼城坚粮多，加以大王据之，左右多西人，惯熟守御，金贼虽入境，决不敢越以南渡。兵法云：攻者常自劳，守者常自逸。决可挫彼锐兵于坚城之下。”
马扩将这篇劄子交给童贯。
童贯看过之后，沉默不语。
马扩见状，知道童贯这应该还是想回京赴阙，于是道：“大王掌握国家兵柄，当此紧急报国之时，于大王来说，不可不尽力！何况结交女真，恢复燕山之事，乃是大王所经手，今有此窟窿，也必须由大王来弥补，不只是别人不知金人情伪，不能弥补，而且也不得使别人来弥补，此言非特系国家利害，亦系大王一身利害，乞大王深思之，勿惑于众人苟且之议，陷国家与大王于被动之地！”
童贯听罢，脸上阴沉不定，不知有何抉择？
不久，童贯便让马扩退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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