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不直接从事生产，以地租食利者，进士需居于武昌，举人需居于省城，秀才需居于府城，童生需居于县城。原本无功名者也要迁居县城，但是后来这个规矩取消了。科举改革之后，童生也成为了功名的一种，连县试都通不过的地主实在稀有，反正他们没有功名就不会有政治身份，愿意待在农村就随他们的便吧。
这些人迁居时并不需要变卖土地，只是在城里安一个家，家眷也不用全部迁到城里，只要本人来就行，把在家乡的地租所得拿到城里来消费。回家探亲当然也是允许的，但各地的学官会不断组织各种学术活动，光明正大地把他们拘在城里，也就过年的时候能回家住，所以很多人都会带一个妾。
这种办法能削弱士绅对基层的影响力，当然也是治标不治本。这年头，有一个能治标又不导致叛乱的办法就不错了。
目前闯军治下有几十万童生，几万秀才，几千举人和几百进士，基层的童生、秀才乃至举人有很多是不脱产的富农，这些人都不用迁徙，所以这项政令的影响面其实并不广。有进士、举人功名的人，有不少已经做了闯军的官，还有一些处在发配状态，真正需要迁居的就更少了。而这些人的搬迁，对商品经济也有所推动。
与某些营销号靠想象力编出来的剧情不同的是，崇祯不仅没有“不收商税”，而且在他在位的十七年中，一直在想方设法地从工商业者手中抠钱，钞关税和盐税逐年增长，还有牙税、芦税、渔税、榷税、香税、契税、竹木税、过桥税、进门税、典当税、门摊税等等，以及其他各种苛捐杂税，层出不穷，一年比一年多，除了流毒无穷的矿税，就没有不收的税。那些与宗室、勋贵、太监、高官有勾结的豪商，有的是办法逃税，这些税最终盘剥的对象还是小门小户。否则的话，崇祯也不至于有“重征”这个外号。
苛捐杂税的直接反映就是物价上涨和物流效率的下降，在灾荒年月，这种政策无异于吃人。
崇祯甚至连生员优免都动了，从崇祯三年开始，便扣下生员优免，一年所得有三十万两。
为了这抄一个大太监的家就能得到的三十万两银子，崇祯加剧了底层读书人生活的困苦。进士、举人们本来也不指着优免的那点额度，他们有政治影响力，想偷税漏税有的是办法。而那些穷秀才们有很多出身于中小地主甚至自耕农家庭，他们才是受这一政策影响最大的。
虽然官府不会像对待一般老百姓那样把他们抓去打板子，但还是会向他们要钱，财政的困难又导致县学的补贴迟迟不发，使得那些没有家族势力资助的穷苦读书人生活非常艰难。他们皓首穷经，很少有别的谋生技术，在荒年中也不得不开始变卖家产，有很多走上了和赵胜、刘国能、叶云林、徐以显、潘独鳌他们一样的道路。
闯军三年免征的政策，让大量富农、自耕农出身的底层读书人得到了苏息。因为调整了不合理的苛捐杂税，普通中小地主的利益也没受到什么损害，有些地方的中小地主甚至得利了。这正是李自成和王瑾敢于继续执行限制豪强的政策的底气，在不伤害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的前提下通过清丈田亩、核查赋税、保护佃农权利等方式限制大地主，这在一个政权建立之初凭借军事优势还是能做到的。
在商业方面，闯军照样是要征税的，但是也同样进行了调整，少了各种杂捐和经办人员的好处，再加上各地治安的恢复，那些原本是楚王等豪门附庸的豪商赔得倾家荡产，但一般的商人成本还是降低了，更多的商旅在长江和汉江上来来往往，带动了武汉三镇的繁荣。
现在最挣钱的买卖就是向前线卖粮食，去年秋收，湖南的状况还不错，整备了水利设施，又敲掉了不少奸商，能运出不少商品粮。只可惜长途贩运的买卖全是帅府投资的粮行和船行在做，没有及时在船行入股的人只能哀叹自己动作太慢。船行的掌柜马尚民在当年闯军入楚的时候还只是个船工头儿，现在已经是有名的豪商了。
有这样一批与原来的豪门大地主不同的中间阶层，既有条件读书识字，又没强大到可以把持地方，由他们的子弟和军事贵族一起组成官吏队伍，应该可以让王朝的命续得长一些。不过将来，这些人中还是有一部分通过进一步的土地兼并成为大地主，这种政策的效果最多也就几十年。
至少在李自成活着的时候，这个政权还能保持活力。因为王瑾的偏好，李自成又不懂，闯军现在禁止一切言论管制，不许禁毁书籍，查封戏院，就算你反对闯军，只要光说不做就行。
所以，武昌各地的茶馆酒肆中，也没有“莫谈国事”的纸条，大家不仅谈国事，而且谈得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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