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帮墙头草，我看和他们多废话也没什么用，什么时候我们打下厦门、金门，他们就什么时候和我们团结。什么人最合作？脖子上架着刀的人最合作。”孙可望发着牢骚。四兄弟中，李定国和刘文秀对士绅的态度都算比较温和，艾能奇从来不接触民政，倒是孙可望在处理和士绅关系问题上的态度最激进。
刘弘才指了指同席的两个幕僚：“像这二位一般本领的官吏，要是能往每个县都派三百个，大元帅敢废租佃行井田。可现在我们每个县只能派十个，所以还得和这帮财主打太极。”
刘弘才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说的这番话有多大的意义，闯军造反八年了，也有不少人提出过类似于《天朝田亩制度》里那样“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天下人人不受私”的想法。宋代的钟相有“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却没能做到，李自成以“均田免粮”为号召，然而免粮可以，均田却终究不行，在没有大规模抛荒土地的地方，“均田”只能解释成“均平田赋”，连查还被豪绅霸占的土地的政策执行起来也会出现极大的问题。
另一时空的李自成和后世太平天国的领导者都从实践中知道彻底的均田是做不到的，终究要和地主合作才行，但他们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因此，他们的政策也就难免有滞后性，而且不得不通过牺牲来得到经验。
但现在，闯军有了一套理论指导：官府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要看官府掌握着怎样的官吏队伍。官吏队伍的执行能力越强，就越可以采用复杂、激进的政策而不出乱子。而官府对官吏队伍的掌握程度，要看培养管理队伍的经济基础。科举制出身的官的培养要依靠地主和宗族的地租收入，所以靠官难以执行损害士绅利益的政策；吏的培养要靠上一代吏的灰色收入，所以不派空降官员不能整顿吏治；世袭军官的培养靠的是他们的特权，因此他们是旧秩序的坚定捍卫者，同时也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容易被胁迫投降。
因此，要执行损害士绅利益的政策，必须有资金来源不受士绅影响的官吏培养渠道。农民、工匠、士兵靠自己的收入是不可能保证自己的子弟学习这么多知识的，所以现阶段能依靠的只有用国家财政培养出来的官吏。国家的财政收入越充足，就越能培养更多的官吏，就越能执行更高效的政策，政策效率高了之后，财政收入又会变得更高。
然而，又不能为了这个目的一味敛财。天下百姓能生产出的产品是有限的，官府拿得太多，大家就又造反了，农民已经够惨了，因此官府要敛财，也不能从农民手里抠，除了自行经商获利及对大宗商品流通抽税外，只能从租佃地主手里抠。
即便如此，生产力水平摆在这里，地主家的余粮也是有限的。故而国家财政不可能宽裕到让所有人受教育，能培养出的官吏队伍也是有限的，再加上通信、交通等原因的限制，无法做到真正深入乡村，也就不可能彻底废除租佃制。因此，既不能放弃用田租培养出来的官员，又需要借助士绅来控制基层，和士绅合作也就是必不可少的。
王瑾的这套理论在邓岩忠、陈可新等人看起来简直可怕，他们倒是并不觉得王瑾说得不对，但王瑾说的这些东西实在是太过直白，根本毫无掩饰。光明正大地宣称“地租越高，.ｕuknsｈｕ流寇越多”“利息越高，暴民越多”，光明正大地宣称君王统治的关键是对士绅既利用又压制。把自隋朝以来持续千年的科举制视为经济落后、财政不足、官吏队伍弱小的条件下的权宜之计。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邓岩忠等人倒没什么可担心的。他们这些早期投闯的文人虽然也是士绅，过去不是的现在也是了，但基本上都是中小地主甚至富农、中农出身，减租减息对他们的利益损害不大。他们已经占了闯军这条船上最好的舱位，闯军败了，他们死无葬身之地，也不用考虑什么政策不政策的了，闯军赢了，他们就是开国功臣，不管是用田租培养官员还是用国家财政培养官员，他们的子孙只要不作死就能有一席之地。
然而，他们都觉得王瑾的设想太疯狂。就算王瑾否定了“人人皆入学，村村有官府”的激进想法，但已经开始实行的“对军官子弟进行五年义务教育，毕业考试合格即同秀才出身”的政策在他们看来还是用力过猛，尽管这没有撼动士绅们的根基，可同样是从士绅嘴里抠钱培养制衡他们的人。
王瑾比他们更清楚这种政策会招致的反弹，但他也清楚，所谓阶级，并不是一个实体，而是对无数个体的统称，个人利益和阶级利益从来都不是统一的。现在正是几百年来地主阶级最虚弱的时刻，如果现在不趁此机会对他们做出限制，那就要等下一个治乱循环的周期的到来了。到那时，不仅要面对比现在的满清强大不知多少倍的外部力量，也不见得会有李自成和王瑾这样的农民起义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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