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悉流寇占领成都，杀害蜀王的消息，崇祯已经彻底明白，流寇是一股可以从根本上威胁明朝江山社稷的力量。
河南、陕西、湖广、四川四个战场上，流寇连战连捷。祖大乐和祖宽被从河南调走之后，八大王、曹操、闯塌天、射塌天、扫地王等部反王失了制衡，频频出击，左良玉、陈永福等部官军虽也取得了一些战果，但河南饥民遍地，流寇实在杀不胜杀。
洪承畴把陕西的精兵强将抽走了太多，小红狼、乱世王、满天星、大天王、飞天龙、关索等留在陕西的反王，还有闯营的九条龙、点灯子、满天星这些人，都趁机攻城略地。孙传庭带着兵到处救火，虽然他的主力所到之处流寇皆不能敌，但仅凭一个孙传庭，压得住东就压不住西，摁下葫芦起了瓢。
湖广战场，南赣巡抚潘曾纮、偏沅巡抚陈睿谟、广西巡抚郑茂华三人让崇祯极为恼火，但他总不能一口气撤掉三个巡抚，只能下诏严厉申斥。好在现在杨嗣昌已经将衡州包围了，广东兵也在配合进兵，想来不日便有结果。
因此，四川的战局就成了重中之重，一旦流贼长期盘踞四川，甚至占地屯田，开府建政，将蜀王府的巨大财富消化为兵力，恐怕会动摇全局。假如连洪承畴都被流贼打败，崇祯也不知道该再用谁去任事了。崇祯狠下心来，一定要打赢这仗。
要打仗，就要花钱。《明季北略》里提到崇祯藏着大笔的银子，“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这说法未免太过玄幻，崇祯就算会点石成金，也变不出一百八十五亿两银子来，这个说法连作者计六奇自己都不怎么相信。
万历皇帝大肆搜括，内帑十分充沛，但他也穷奢极欲，甚至还从户部支取银子补贴内帑。用于皇宫营建的有八十七万，用于冠礼、婚礼、册封、就藩、上徽号等皇室仪式的多达二百五十五万。从万历六年到万历三十三年，万历皇帝竟然从国家财政支取了约五百万两银子去分担本应由内帑供给的皇室开销。三大殿是国家的脸面，不得不修也就罢了，万历皇帝在他母亲和各种藩王、公主身上所花的巨额财富，那是彻头彻尾的损天下而肥一姓。
万历皇帝死时，留下的内帑大约有七百万两银子，但此时边塞情况已经极为严峻，泰昌皇帝刚一继位，就花了二百万两银子补贴军饷。天启在位七年，年年战火不绝，再说，皇帝的继位、丧葬，也不能不花钱，万历皇帝攒的银子，基本上都被泰昌和天启花出去了。
万历年间，国家情况尚好，所以就算万历派出的那群土匪跑到各地一通打砸抢烧，把大头揣进自己的腰包，剩下的再和皇帝分赃，也没动摇国家的根基。而到了崇祯年间，国家的正税都要完蛋了，崇祯要是再敢这么胡搞，那就是找死了。
因此，崇祯的内帑收入主要依靠皇家产业和每年百万两的金花银，而这笔钱本来就有很多固定开销，一大批武将的俸禄要从这笔钱里出，皇宫的日常维持还要用钱，经手的官吏太监还要分润，最后落到崇祯手里的实在没多少。
为了打这一仗，崇祯甚至都开始变卖家产了，将宫中的金银酒器和库存人参都拿出去卖钱，不过到底有多少钱进了内帑，多少钱进入负责此事的太监的腰包，就没人知道了。崇祯虽然脑子不大灵光，但是在生活俭朴这一点还是没有问题的，不是视财如命的傻子。他不是不努力，只不过是方向错了，越努力越拖后腿罢了。
去年的时候，崇祯就已经试图让勋贵、官员、乡绅捐饷，但是没人搭理他，现在剿寇到了最紧要的关头，还是没人肯出钱，气得崇祯把大实话都说出来了：“去岁谕令勋戚之家捐助，至今抗拒，全无急公体国之心。就是省直乡绅也不捐助。及至贼来，都为他所有了。怎么这等愚？”
崇祯咬牙发出了十二万两银子的内帑，又从户部、工部、太仆寺、南京户部、南京工部等衙门支用银子。陕西藩库已无积存，崇祯命孙传庭预支一年赋税。孙传庭很清楚这样做会导致不知多少人投河觅井、背井离乡，甚至揭竿而起。但是孙传庭一直坚信，只要消灭以边军逃兵为骨干的流寇主力，就能组织屯田，让农民回到土地上，这是挽救天下的唯一途径。因此，他还是选择雷厉风行、不打折扣地执行崇祯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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