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仕鸣与何玉贵是最受皇上信任的商贾，他们和朝中很多大臣之间的关系是不错的，当年铁血军从山南西道崛起的时候，他们就跟随做生意，这么多年过去，两人早就成为商界之领袖了，应该说皇上对商贸之重视，也是出乎他们预料的，皇上对商贸之熟悉，更是令他们觉得望尘莫及，故而在经商之过程中，他们是心甘情愿支持皇上的，对于推行当年的诸多政策，也是不折不扣的执行。6，ww↑w.2≈3.c
皇上有一句话，在商言商，这对于发展商贸有着极大的好处，官府不干涉商贾的日常商贸行为，重点在于征收赋税，为商贸之发展创造良好之条件，这也促使商贸大规模的发展，进入到一个从未出现过的繁荣期。
基于在商言商的角度，皇上力促成立了商会，由商贾之中的有威望之人士进入商会，管理商贸事宜，包括商贾之间的竞争和博弈，都说商场如战场，商贸之间的博弈同样是残酷的，邹仕鸣与何玉贵作为商会的创始人，也是耗费了极大的心血的，当然官府也不是说不管商贸之间的竞争事宜，皇上提出一个总体的思路，那就是商贸之间的竞争，总体上做到公开公共公正，至于说其中的是非曲直，主要还是商会做出决断。
也是因为皇上对邹仕鸣与何玉贵等人的支持和信任，让他们能够大胆的管理商贸之事，促使商会真正的发挥出来作用，这么多年过去，商会也成为商贾之间解决争执的主要地方，这相对减轻了官府之负担。
皇上登基之后，尽管事情很多，但没有忘记商会的事情，在皇上之推动下，大唐总商会呼之欲出了。总商会之职责，主要是协调商贸之间的纠纷，同时对于商贸之重大调整事宜，做出自身分析，为朝廷提供决策之建议，大唐各级的商会，都要在总商会之管辖下开展工作，总商会属于户部直接管辖，地方官府不得干涉总商会之日常事宜。
即将成立的总商会，引起了朝野的高度关注。
就算是京城原来的官吏。也知道商贸之赋税，占据了大唐赋税总收入的七成以上，富裕的南方，重点依靠的就是商贸赋税之收入，而且南方还历经了免除三年农业赋税的时期，让商贸之赋税收入，成为朝廷赋税收入之支撑。
想要做到这一步，是非常不简单的，商会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商贸交易就意味着钱财之收入，若是没有统一规范，各种各样的情形都可能出现，故而商会按照官府之要求。制定了严格的制度，用以规范商贾之行为，毕竟都是经商之人，熟悉商贸之流程。故而商会制定的诸多规则，让诸多商贾是心服口服的。
也是因为如此，总商会之成立。在商界之中，引发了多方博弈。
邹仕鸣与何玉贵两人进入总商会，这是众望所归，不会引发多大的争议，可除开两人之外，其余哪些方面之代表能够进入到总商会，这就值得商榷了，而且朝廷已经公开了意思，总商会之会长，有户部之官员直接兼任，这意味着总商会将成为户部或者是朝廷直接管辖之机构，日后的权威将更大。
这就让众多的商贾开始重视和竞争了，各方商贸之代表，以及各地商会之代表，都是高度重视，希望能够有自己方面的代表进入总商会，在将来总商会之中发挥作用，一时间，众多的商贾云集京城长安，摩拳擦掌，各自找到关系，希望能够在总商会之中有一席之地。
商贸之经营，关系是最为重要的，平日里的经营如此，积累财富不断发展壮大更是如此，那些生意做的很大的商贾，多少都是有一些关系的，当然关系也有强弱之分，若是能够攀上朝中丞相，那是不用担心的，肯定能够进入总商会，能够攀附到丞相的商贾毕竟不多，更多的商贾将眼神对准了节度使，毕竟商贸交易与地方官府之赋税收入也有着极大的关系。
这令总商会的成立，不亚于朝廷举行的科举考试了。
第一丞相崔安潜、户部尚书于承惠以及礼部尚书崔慎由，来到了紫宸殿，他们是专门禀报总商会成立事宜的，三名丞相出面禀报此事，可见总商会之成立，引起了朝廷的特别关注。
崔安潜是第一丞相，而且负责尚书省的全面事宜，商贸之事自然属于他的管辖范围，户部尚书于承惠就更是不用说了，至于礼部尚书崔慎由，因为总商会之成立，牵涉到朝廷相关礼制之问题，故而也需要从中协调。
“陛下，臣等关注总商会之成立，本以为总商会之成立顺理成章，谁知道此事令政事堂很是危难，各地节度使都送来信函，举荐各地之商贾进入总商会，这与政事堂商议之决定不是很符合，不过事情牵涉到诸多节度使，政事堂不可能不予理睬，故而专门承奏陛下。”
政事堂商议之决定，以及各地节度使信函，早就送到了紫宸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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