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年二月，知晓度参与此事的原南明长沙府役吏潘正先叛变向清廷告密，以陶汝鼐为首的数百人被捕，关押于长沙真武宫，史称“洞庭举事案”。
当时由清廷偏沅巡抚金廷献审理此案，由于金廷献没有查出“衡山会晤”的事情，所以郭都贤、周堪赓等人没被抓捕，还能在外想法营救被捕众人。
洪承畴到任长沙后，因郭都贤有恩于他，举事义军诸首领便请郭都贤出面营救。郭都贤痛恨洪承畴叛国降敌，本不想去，但是为了营救反清义士，无奈只得前往长沙与洪承畴周旋。
洪承畴满口答应释放这些人，但却要经过公开审理。
这却不是洪承畴感恩于郭都贤或是心存仁慈，而是为了笼络人心。
自去岁以来，清军在各地连遭重创，抗清义军如雨后春笋，此起彼伏！
洪承畴就任五省经略之后，为了稳定湖广，决定缩小打击面，拉拢湖南士绅和民间抗清武装，孤立打击李定国和孙可望的南明军。
然而湖广士绅中遗民风气盛及一时，抗拒满清的心理十分严重，抗清武装更是层出不穷，清廷统治根本难以深入湖南，“收拾人心”更是没有指望。
在这种情况下，洪承畴决定将“洞庭举事案”作为拉拢湖南士绅稳定局势的契机和突破口，可还没等到公开审理此案释放抗清义士，长沙城却被大兴军攻破，他自己也成了阶下之囚！
李元利通过民间传言和军情司密报，将这件事情了解得很清楚，所以在没有攻城之前就安排了人去解救这些抗清义士，但他却从来没有想过拉拢这些人为大兴军效劳。
这些人以明朝遗民自居，可不光是抗拒清虏！大兴军已经彻底和南明朝廷决裂，摆明车马是想改朝换代，这些人虽不至于起兵对抗，但不合作那是肯定的。
但他们现在来求见李元利，似乎对大兴军也不是十分抗拒，事情说不定还有点转机。况且对于抗清义士，李元利一向都颇为尊重。
想到此处，李元利站起身来带着刘玄初、周勉等人走到门外，准备亲自迎接他们。
真武宫离府衙并不远，不一会栓柱便带了几个人走了过来。
他们这一次被抓捕三百多人，可不是李元利说的一百多，这么多人自然不可能全部都到府衙，来的只是几位首领。
为首一人身长接近六尺，着一件脏兮兮的浅色程子衣，头戴四角巾，长须及胸，已经略显花白，乱蓬蓬地却并不显得狼狈，后边几人一个作道士打扮，两人作文士装束，另有两人却象是农夫。
李元利上前一步，当先那人走过来拱手道：“陶某见过元帅。”
李元利也拱手还礼道：“原来是陶公当面，晚辈愧不敢当！各位先请入内再行叙话。”
陶汝鼐是崇祯朝太学贡生，崇祯帝曾因他的才学而赐他为太学第一，并且下诏勒石于太学，以彰其名。如果明朝不亡，他绝对能高中进士。
前明亡后，陶汝鼐南渡削发为僧，自号忍头陀。
他原本只想做一名处江湖之远的纯粹文人，以读书为乐。但山河破碎，清虏入侵，他的这种想法只能是一种奢望。
陶汝鼐不得不走出书斋，投身遍布全国的反清浪潮。弘光政权在南京建立时，他受人举荐担任了何腾蛟的监军。南京陷落，弘光政权灭亡后，他又转道广西，做了永历政权的翰林院检讨。
此时的陶汝鼐已经年过五旬，而且才华横溢，诗、文、书法俱佳，名动海内，被当时的人称为“楚陶三绝”，李元利尊称一声陶公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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