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九，入冬后最冷的一天来了。
时值正中午的天空依旧灰暗，偶尔有些雨丝冻成的细小冰晶孤零零的洒向大地。在村子里的几条主街道上，有几个老乡双手捂着耳朵匆匆的行走，寒冷让人们顾不得打招呼了。几个顽皮的小孩在麦场边“打宝”，身上裹着厚厚的棉花袄，看起来圆鼓鼓的，鼻尖儿和耳梢儿冻得的肿胀发红。然而没过多久，不远处传来几声粗粝的妇女喊骂声，孩子们被自己的老娘赶回了家。下午三点半开始，寒冽的北风呼呼的刮起来，不休不息的穿梭在街道上、屋顶上，卷走任何角落里残存的温度，屋外一切活物都不见了踪影。村民们蜷缩在温暖的火炕上，静静的等待黑夜的降临。在通往乡镇的东西黄砂路上，疾驶地两辆车正漫卷着尘土奔着村庄呼啸而来，一辆“轻卡”，一辆“面包”。
母亲看看酣睡的儿子，将就着昏暗的余光继续着手里的针线活儿。太阳下山不久，摆钟指针犹豫在五六点之间，她撩开腿上的被褥，翻身下炕开始给丈夫和儿子准备晚餐。
忽然，面北的屋门被推动，门板底部的外包铁皮拉着灰土地面发出刺耳的噪音——哧啦……门开了，呼啸的寒风拨开门帘趁机挤进屋里。
父亲裹着军大衣挪进来，高高的毛立领上露着被风撩乱的花发。他木人一样机械的转身，用膝盖顶紧门板，随风狂摆的裤腿儿立马安静下来。接着又把妻子递给的木棍斜支在门板和地面之间紧紧的卡住。
父亲操着被风吹散架儿的口气，边朝手哈气，边抱怨：“哎呀，太冷啦。没见过这么冷的天气，哎呀，呼……呼……”
母亲问道：“怎么样？温度能上去吗？”
父亲点点头说：“四个炉的炉条全部投开，火烧地呼呼的，烟筒管子红出去两米多。温度总算勉强上去了，这样得多烧不少碳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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