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没有你好啊。”我说。
“怎么没有我好啊？”
“你出生在省委组织部，管干部的部门，第一大实权部门，是一个炙手可热的地方。而我呢？出生在省委政研室，啥也管不了，就是耍一下不痛不痒的笔杆子，是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外放的地方，又是全省最远、最穷、最乱、最复杂、最不好搞的县，能坚持干下来就不错了，我哪能贪腐啊。”
“话不能这么说吧，穷庙也有富方丈啊。”
“富方丈是富方丈的事，反正我穷日子过习惯了，就只好接着习惯下去了。”
“我虽然不是县委书记，不是掌握实权的官，但我现在的这个地位，也无时不刻经受着权力关，金钱关，美女关的考验，我也没有贪腐啊。”
“我们是不是都能坚持自己的底线，过去没贪，现在没贪，将来也都不贪啊？”
“当然可以啊。不过，我理解的不贪腐，不是绝对的不贪腐，而是相对的不贪腐。”董向明说。
“此话怎么讲？”我问。
“这是一个需要有足够的时间，专门探讨的问题，说来话很长，也很难说的清楚。简单地说，譬如，我请你吃饭喝酒，你请我吃饭喝酒，你觉得，算不算贪腐？”
“这应该不算吧。”
“再譬如，你到德国招商引资，顺便买一些德国的特产品送给我，这算不算贪腐？”
“我没说要买德国的特产品送给你啊。”
“我没有指望你送我东西，我是说譬如。”
“这不应该算吧。”
“譬如，如果你送我红包，让我想办法把你调到一个条件好一点的，离省城较近的县去担任县委书记呢？”
“这应该算吧。”
“你之所以觉得应该算，是不是认为‘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的标准啊？”
“是啊，你觉得‘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的标准是什么呢？发达地区和落后贫困地区，对于‘正常礼尚往来’的标准，一个有所不同，这个标准是否能做出准确的、量化的规定呢？”
“从中纪委和各级纪委近年来的办案实践看，从事公务的党员干部收受礼品、礼金、消费卡问题比较突出，严重影响了党员干部形象，破坏了党群干群关系，是产生腐败行为的温床，有必要对这类行为予以纪律规范。”董向明说。
“怎么规范的呢？你知道吗？”我问。
“你一个县委书记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
“别装了，你是大衙门里面的骨干分子，经常跟纪委合作开展工作，应该比我知道的多啊。”
“我只能把知道的告诉你。”
“好啊。”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没有对收受礼品、礼金、消费卡等行为搞简单的‘一刀切’，而是区别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了规定。”
“怎么规定的呢？”
“你是县委书记，应该知道啊。”
“你再说一下，让我重温一下，加深一点印象，不行吗？”
“行啊。”
“那你说啊。”
“一是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消费卡等，要视情节轻重给予处分。也就是说，对于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消费卡等一律不准收受。二是收受其他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的礼品、礼金、消费卡等的，要予以纪律处分。”
“第二条怎么讲？”
“这是新的规定，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收受同事、同学、老乡、朋友等赠送的礼品、礼金、消费卡等，虽与公正执行公务无关，但如果‘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的，要予以处分。”
“你是不是应该回答一下，什么是‘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呢？这是我第二次问你了。”
“所谓‘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一是指在礼节上讲究有来有往，换句话说就是你对我怎么样，我也对你怎么样，不能只来不往。二是指明显超出了当地正常经济水平、风俗习惯、个人经济能力的礼品、礼金价值。具体给予处分时，应根据各种因素综合考虑，酌情处理。”
“你好像还是没有回答清楚我问的问题啊？”
“这是中纪委的回答。”
“没有具体的数字界限，对于下面来说，不好操作啊。”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三条规定：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消费卡等，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收受其他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的礼品、礼金、消费卡等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董向明说。
“刚才我跟你作了一些譬如，虽然没有具体的数据界限，但是否‘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还是很好判断的。”董向明说。
“那情节较轻的，情节较重的，情节严重的，是以什么为依据？有什么具体的量化指标呢？”我问。
“你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劲头很好，值得我认真学习。不过，我要告诉你的是，我在组织部工作，不在纪委工作。要搞清这些问题，我建议你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咨询纪委的同志。”
“行。”
“我们一直在谈县委书记，你知道县委书记的权利有多大吗？”董向明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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