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先不知道这件事，如果知道了，提请县委或者县政府出台一个意见多好啊。如果有这个决定或者说意见，按照决定或者意见执行，不就是很简单的事吗？也省得老翻烧饼。现在网络这么发达，这种灰色地带的事情，能瞒得住吗？”我说。
“当时大家的意见是，要么辞退雇工，要么自己支付雇工费用。在目前形势下，要以会议讨论的形式，同意由县财政支付，或者由红庙乡继续支付，很难。”我说。
“我记得，骆主席的意见特别中肯。我跟你一起，把骆主席的意见重温一下。骆主席说，说来说去，都渐渐倾向于要么自费，要么辞退。你们三个人多年请了雇工，已经习惯了，立即辞退，她估计一时半刻你们还适应不了。”我说。
“骆主席建议你们回去跟家人商量一下，辞退一个或者两个雇工，剩下的自己支付费用。这你应该记得吧。如果不记得，还可以让县委办公室跟你查一下会议记录，复印下来给你看。”我说。
“不用查，我记得。不过，还是有不同的意见啊。”赵书记说。
“我知道，当时的组织部、统战部诸葛瑾部长建议，孙主任家的雇工费用改由县财政支付。主要理由是，孙主任虽然不再担任县委常委，但是老领导，从县长岗位退下来，担任人大主任有好几年了，应该名正言顺照顾一下。”我说
“诸葛部长还建议，如果县政协主席请雇工，也可以照此办理，但仅限于县人大、县政协两位主要领导。你和马志的雇工费用，他还没想好，还拿不准。县财政支付也行，自己支付也未尝不可。他建议你们两位领导自己拿主意。我说的不错吧？”我说。
“不错，很对。”赵书记说。
“钱县长还建议，都辞退雇工，如果家里有人和事情需要照顾和打理，一时半刻还辞退不了的，就继续雇请。至于费用问题，他建议，维持现状到年底。从明年开始，要么辞退，要么自己掏腰包。”我说。
“钱县长还开玩笑说，你们平时少抽点烟，这点钱不就节约回来了吗？”我说。
“是的，钱县长当时就是这么说的。”赵书记说。
“后来，大家的的眼睛都望着我，等着我最后表态。不瞒你说，虽然事情不大，但这是一个很微妙、很复杂、很能揣度人心的时刻，我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既要维护县委书记的形象又不能使事情过于复杂化。”我说。
“最后，我说，这不是第一次议论、讨论这个问题了，我记得前任县委书记也曾过问过这件事，结果是不了了之。我想说的是，关于雇工费用这个问题不应该由我们来决定。”我说。
“我继续说，你们三个人都在我们月光县工作多年，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是我们月光县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领导，完全知道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也就是说，对于雇工费用问题，完完全全可以自由地，独立地做出决定。”我说。
“不需要我们来议论，来讨论，更不需要我们替你们三位领导做出决定。今后，在我的任内，我不希望这件事再拿出来议论，讨论，我也不会允许在这样的会上讨论这样的事。对于我来说，这件事已经结束，不管你们三位领导做出的决定是什么。”我说。
“这是民主生活会的大概情况，你觉得，我说漏了什么？”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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