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市纪委书记杨汉雄同志亲自跟董书记打电话，说市纪委最近非常忙，正在配合上级查一些大案要案，实在忙不过来，没功夫管这些陈芝麻乱谷子的事情。他跟市委书记翁敏杰同志通了气，希望县委能自行处理此事。”我说。
“我曾经跟董书记探讨过这件事，根据干部管理权限，该县里管的干部，譬如说柳顺平，转回来处理还情有可原。市里管的干部，譬如说，你们三名县领导，怎么又转回来了呢？县里怎么有权处理市管干部的事呢？市里是不是在推卸责任呢？”我说。
“董书记跟我解释说，他认真想了一下。一来市纪委确实太忙了，二来他们确实认为这件事太小了，捻不上筷子，让县里自我消化也没什么不妥。”我说。
“不瞒你说，董书记认为，自家请的清洁工、保姆和花匠的费用，要么不请，要请就应该自家支付费用，怎么能用公款支付呢？董书记觉得，这有点不像话，说出去也有点丢人。”我说。
“董书记是真这么认为的吗？”
“董书记的手机号没有变，你若不信，可以直接打电话问啊。”我说。
“我不问了，我就相信董书记是这么认为的。”赵书记说。
“董书记还是很理性的，他说，这些清洁工、保姆、花匠是红庙乡主动帮忙请的，费用也是红庙乡主动支付的，不是你们三位县领导主动提出来的，这一点不能冤枉你们三个人。”我说。
“董书记说的是实话，公道话。”赵书记说。
“对于怎么处理这件事，董书记思前想后，考虑到你们三人的地位，派谁处理都不合适，只有他亲自去办了。董书记很担心把跟你们三人的关系搞僵，为了减少工作阻力，他决定悄悄地，低调处理此事。”我说。
“你可能知道，董书记在月光县很少串门，但这件事不一样，情况特殊，他得串门了。晚上，他主动到了马志家，先拉了拉家常，扯了一些经济工作方面的事，然后才‘顺便’提出了家里雇工的费用问题，很虚心、很诚恳地征求马志的意见。”我说。
“马志气呼呼地说：‘征求什么？我检讨，我付钱。’董书记妥协说：‘过去的就算了，从下个月开始，能不能不让红庙乡支付费用。’马志似乎心存芥蒂，狐疑地望着董书记，大概是想看董书记耍什么把戏。”我说。
“在确信董书记一脸的真诚后，马志说：‘别看我是县长，其实家大口阔，穷亲戚又多，日子也不好过。好吧，从现在开始，我辞去花匠、保姆，自己负担清洁工的费用。’马志的做法让董书记有些感动，董书记问马志能不能委屈自己一下，跟你、跟孙主任说一下，都参照马志的办法办。”我说。
“可马志怎么都不肯去说，坚持要董书记去说。县城就巴掌那么大一点地方，人很好找。董书记很快来你家，当时，你家里聚着一帮人，都是县里各部门的干部，很热闹。见董书记来后，他们都一一告辞了。”我说。
“董书记跟你扯了一些如何培养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问题，政法战线如何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问题，如何维护社会稳定问题。然后，才很谨慎地、小声地顺带说起了雇工费用。”我说。
“你说：‘都是老婆搞的，叫她别搞，她偏要搞。你知道，我是全县有名的‘妻管严’，能不能让我跟老婆商量一下？’董书记自然没说什么。”我说。
“你是当事人，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我问。
“对啊，董书记的确到我们家来过，我的确是这么跟他说的。”赵书记说。
“从你家出来，董书记回到宿舍，快十点钟了，他试着跟孙主任家打了电话，孙主任没睡，董书记就到了孙主任家。刚说起了雇工费用，孙主任就像一只被激怒的狮子，大声说了一番话。”我说。
“孙主任说了什么啊？”赵书记问。
“孙主任说：‘我在红庙乡干了那么多年的乡长、党委书记，又当了月光县这么多年的常务副县长、县长，公家请几个雇工有什么不对？”我说。
“孙主任情绪激动地说，你看上头的一些领导，哪家不请清洁工？哪家不请保姆？哪家不请花匠？哪家清洁工、保姆、花匠的费用是自己掏腰包的？我家清洁工、保姆、花匠的费用，红庙乡可以不支付，但县里也要支付。我是看县财政吃紧，才同意红庙乡支付的。”我说。
“孙主任说，有些人不干正事，就是喜欢一堆屎不臭挑起来臭，搬弄是非，挑起事端。你是县委书记，你要好好处理那些人，尤其是红庙乡的那些人，要狠狠刹住这股歪风，树立人民干部在人民中的良好形象。”我说。
“董书记觉得孙主任强词夺理、蛮横无理。他当时不停地抽着烟，心情沉重，觉得干一个县委书记特别窝囊。”我说。
“县委书记这个位置，炙手可热啊。即便在我们这个穷县，也是如此啊。马志代理了那么长时间，还没有代理上去呢。董书记怎么觉得窝囊呢？”赵书记问。
“董书记说，县委书记，说起来是最大最有实权的官，可做起事来处处像小媳妇，处处求人，讨好，和稀泥；处处为别人着想，给别人台阶，给别人面子；处处妥协，拿原则做交易，玩官场游戏。可他妈的有谁为我想过，为县委书记想过？！”我说。
“后来的情况是，时间一天天过去，你们三位县领导家里雇请的清洁工、保姆和花匠的费用依然由红庙乡支付。董书记多次想跟市纪委报告说，处理不了，请他们处理。”我说。
“据我所知，董书记没有请市纪委处理啊。”赵书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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