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话实说，有时甘彩霞让人痛恨，有时又让人可怜。她的女儿放学后，见没人接她，一个人在学校门口哭。她女儿的班主任问清情况后，就把她女儿带回了承租屋。”王主任说。
“班主任很尽职，见不到家长，不放心，就把她女儿带到城关镇派出所，请城关镇派出所通知峡光乡派出所，让峡光乡派出所想法通知甘彩霞的父母，赶快来人照顾孙女。”王主任说。
“甘彩霞的父母接到通知后，知道甘彩霞没回，肯定是到外地上访了。就双双不慌不忙来到城关镇派出所，把甘彩霞的女儿接回了承租屋，一直照顾了八天，直到甘彩霞回来。”王主任说。
“那下一步，甘彩霞怎么办？”我问。
“生活还得继续啊，继续还得继续要钱啊。甘彩霞眼看自己手中的钱越来越少，就又上访。公安局她是不敢去了，她去了县民政局，一把鼻涕一把泪叫苦叫穷，请求困难补助。县民政局对她很头疼，不给钱甘彩霞又不走，无奈之下，给了她1000元，打发她走了。”
“甘彩霞再往哪里走？”我问。
“甘彩霞自己在不断地总结上访的经验教训，她把自己的父母请来照顾自己的孩子，先到了市信访局，轻车熟路，要市信访局给市民政局开一个单子，写上请书面回复的字样。甘彩霞就拿着单子找到市民政局，要求市民政局给予生活困难补助。”王主任说。
“市民政局知道她的德性，也采取了轮班制，每天两班倒，不断换人陪她聊。甘彩霞耗了几天后，发觉这样不行，就要市民政局书面回复市信访局。市民政局的接待人员马上写了一个回复，回复的最后意见是建议向基层民政部门提出申请，由基层民政部门酌情考虑。”王主任说。
“回复意见封好后，交给了甘彩霞，要甘彩霞转交给市信访局。甘彩霞老老实实地把书面回复送到了市信访局，市信访局看了回复意见后，请甘彩霞回去，找县民政局解决。”
“甘彩霞怎么办？”我问。
“甘彩霞坐火车到了北京，又坐地铁到了天安门广场，然后向新华门走去，还没到新华门，几个便衣就过来问她干什么？甘彩霞举着身份证说，上访。便衣马上呼来了一辆车，把甘彩霞弄上车，送到一个很大的院子里。”王主任说。
“在那个院子里，有很多全国各地的上访者，他们排队等着申诉上访理由。上访者边排队边聊，交流着上访的经历和经验。”王主任说。
“轮到甘彩霞了，她讲着讲着就哭起来了，接待的工作人员让她别哭，马上把她交到了国家信访局的工作人员，国家信访局的人员没有耽误甘彩霞一分钟，也没要甘彩霞继续等候，等到一个省的上访人员集中后，再统一办理。而是特事特办，马上给省驻京办打电话，让驻京办来人，并妥善解决甘彩霞的生活困难问题。”王主任说。
“省驻京办来人了吗？”我问。
“省驻京办马上来人了，从车上下来两个人，一人夹着甘彩霞的一只胳膊，把甘彩霞扔进车里，带到了省驻京办，然后问都没问，很不耐烦地通知市驻京办来人，把甘彩霞弄回去。”
“市驻京办来人了？”
“当然，市驻京办很快来了人，办完了人员交接手续后，一声不吭把甘彩霞带到了市驻京办，问都没问甘彩霞，就通知月光县信访局来北京领人。”王主任说。
“县信访局怎么办？”我问。
“县信访局跟领导汇报后，确定信访局一名副局长带队，民政局，峡光乡各派一人到北京领人。民政局同意派人，但峡光乡坚决不同意派人，还‘幸灾乐祸’地说，甘彩霞已经搬走了，以后甘彩霞所有的事情都与峡光乡无关了，峡光乡也不会再派人了。”王主任说。
“信访局就请示领导，领导就让城关镇派人。城关镇深知，这人一派，以后甘彩霞的事，就落到自己头上，摔都摔不掉了，就坚决不同意派人。说人是峡光乡的，应该由峡光乡派人。”王主任说。
“信访局没办法，又请示领导。领导问，按照规矩，到底应该由谁派人？信访局说，根据属地管理原则，按照目前的现状，城关镇派人恰当些。领导就给城关镇负责人打电话，说不派人就换人。城关镇无奈，只好派人了。”
“这么说，甘彩霞的事，就框到城关镇头上了，以后想摔也摔不掉了？”
“是的。”
“那月光县派人到北京把甘彩霞领回来了吗？”
“领回来了。”
“什么条件呢？”我问。
“两条，第一，报销甘彩霞往返北京的交通费。第二，一次性给7000元的生活困难补助费。如果这两条不答应，甘彩霞就天天到天安门广场去哭。带队的信访局副局长请示来请示去，得到了明确的答复后，就把甘彩霞领回来了。”王主任说。
“怎么甘彩霞要的是7000元呢？”我问、
“我分析了一下，甘彩霞心里也有个小九九。她可能确定了10000元的目标，先找峡光乡要了2000元，后来又找县民政局要了1000元，这次要7000元，正好是10000元。”王主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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