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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嘴不断撇着，气不断喘着，又问了句：“没事吧？”眼眶红着。
“真的没事？”嘴巴不断撇着，像是抑制不住情绪的小孩。
我在旁，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房子建了将近半年，落成的时候，我都上大学了。那房子最终的造价还是超标了，我只听母亲说找三姨和二伯借了钱，然而借了多少她一句话都不说。我还知道，连做大门的钱也都是向木匠师傅欠着的。每周她清点完加油站的生意，抽出赚来的钱，就一户户一点点地还。
然而，母亲还是决定在搬新家的时候，按照老家习俗宴请亲戚。这又折腾了一万多。
那一晚她笑得很开心，等宾客散去，她让我和姐姐帮忙整理那些可以回锅的东西——我知道将近一周，这个家庭的全部食物就是这些了。
抱怨从姐姐那开始的，“为什么要乱花钱？”
母亲不说话，一直埋头收拾，我也忍不住了：“明年大学的学费还不知道在哪呢？”
“你怎么这么爱面子，考虑过父亲的病，考虑过弟弟的学费吗？”姐姐着急得哭了。
母亲沉默了很久，姐姐还在哭，她转过身来，声音突然大了：“人活着就是为了一口气，这口气比什么都值得。”这是母亲在父亲中风后，第一次对我们俩发火。
平时在报社兼职，寒暑假还接补习班老师的工作，这老家的新房子对我来说，就是偶尔居住的旅社。
一开始父亲对这房子很满意。偏瘫的他，每天拄着拐杖坐到门口，对过往的认识不认识的人说，我们家黄脸婆很厉害。
然而不知道听了谁的话，不到一周，父亲开始说：“就是我家黄脸婆不给我钱医病，爱慕虚荣给儿子建房子，才让我到现在还是走不动。”
母亲每次进进出出，听到父亲那恶毒的指责，一直当作没听见。但小镇上，各种传言因为一个残疾人的控诉而更加激烈。
一个晚上，三姨叫我赶紧从大学回老家——母亲突然在下午打电话给她，交代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你交代黑狗达，现在欠人的钱，基本还清了，就木匠蔡那还有三千，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怎么样都一定要还，人家是帮助我们。他父亲每天七点一定要吃帮助心脏搏动的药，记得家里每次都要多准备至少一个月的量，每天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一定要盯着他吃；他姐姐的嫁妆其实我存了一些金子，还有我的首饰，剩下的希望她自己努力了。”
我赶到家，看到她面前摆了一碗瘦肉人参汤——这是她最喜欢吃的汤。每次感觉到身体不舒服，她就清炖这么一个汤，出于心理或者实际的药理，第二天就又全恢复了。
知道我进门，她也不问。
“你在干吗？”先开口的是我。
她说：“我在准备喝汤。”
我看那汤，浓稠得和以前很不一样，猜出了大概。走上前把汤端走。
我和她都心照不宣。
我正把汤倒进下水道里，她突然号啕大哭：“我还是不甘心，好不容易都到这一步了，就这么放弃，这么放弃太丢人了，我不甘心。”
那一晚，深藏于母亲和我心里的共同秘密被揭开了——在家里最困难的时候，想一死了之的念头一直像幽灵般缠绕着我们，但我们彼此都没说出过那个字。
我们都怕彼此脆弱。
但那一天，这幽灵现身了。
母亲带我默默上了二楼，进了他们的房间。吃饱饭的父亲已经睡着了，还发出那孩子一般的打呼声。母亲打开抽屉，掏出一个盒子，盒子打开，是用丝巾包着的一个纸包。
那是老鼠药。
在父亲的打呼声中，她平静地和我说：“你爸生病之后我就买了，好几次我觉得熬不过去，掏出来，想往菜汤里加，几次不甘愿，我又放回去了。”
“我还是不甘心，我还是不服气，我不相信咱们就不能好起来。”
那晚，我要母亲同意，既然我是一家之主，即使是自杀这样的事情也要我同意。她答应了，这才像个孩子一样，坐在旁边哭起来。
我拿着那包药，我觉得，我是真正的一家之主了。
当然，我显然是个稚嫩的一家之主。那包药，第二周在父亲乱发脾气的时候就暴露了。我掏出来，大喊要不全家一起死了算了。全家人都愣住了。母亲抢过去，生气地瞪了我一下，又收进自己的兜里。
接下来的日子，这个暴露的秘密反而成了一个很好的防线。每次家里发生些相互埋怨的事情，母亲会一声不吭地往楼上自己的房间走去，大家就都安静了。我知道，那刻，大家脑海里本来占满的怒气慢慢消退，是否真的要一起死，以及为彼此考虑的各种想法开始浮现。怒气也就这么消停了。
这药反而医治了这个因残疾因贫穷而充满怒气和怨气的家庭。
大三暑假的一个晚上，母亲又把我叫进房间，抽出一卷钱。
我们再建两层好不好？
我又想气又想笑。这三年好不容易还清了欠款，扛过几次差点交不出学费的窘境，母亲又来了。
母亲很紧张地用力地捏着那卷钱，脸上憋成了红色，像是战场上在做最后攻坚宣言的将军。“这附近没有人建到四楼，我们建到了，就真的站起来了。”
我才知道，母亲比我想象的还要倔强，还要傲气。
我知道我不能说不。
果然，房子建到第四层后，小镇一片哗然。建成的第一天，落成的鞭炮一放，母亲特意扶着父亲到市场里去走一圈。
边走边和周围的人炫耀：“你们等着，再过几年，我和我儿子会把前面的也拆了，围成小庭院，外装修全部弄好，到时候邀请你们来看看。”一旁的父亲也用偏瘫的舌头帮腔：“到时候来看看啊。”
然后第二年，父亲突然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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