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撒姆耳·安特梅尔21岁的时候，他的年收入已经高达7.5万美元，因此其他很多年轻律师都去法庭研究他的工作方法。1931年，他在一起诉讼案中得到的酬劳，可能是有史以来律师所得酬劳最高的一次，他整整赚了100万美元，而且全都是现金。
但他依然没有摆脱失眠症。他每天晚上有一半的时间都在看书，然后早上5点钟起床，开始口述信件。在大多数人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他已经把一天的工作几乎干了一半。他一直活到81岁，但他一辈子却难得有一天晚上可以睡得很熟。如果他一直为失眠症忧虑的话，那恐怕他很早就告别这个世界了。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却没有一个人知道睡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只知道这是一种习惯，是一种休息状态，却并不知道每个人需要几个小时的睡眠，甚至不知道人是否非要睡觉不可。
有些人的睡眠时间必须比其他的人长。著名的指挥家托斯卡尼尼每天晚上只需要睡眠5个小时，而柯立芝总统却需要比托斯卡尼尼多两倍的时间用于睡眠。换句话说，托斯卡尼尼的一生大概只花了五分之一的时间在睡眠上，而柯立芝总统却几乎睡掉了他人生的一半时间。
为失眠症而忧虑，对你的伤害程度要远远超过失眠症本身。就拿我的一个学生伊拉·桑德勒来说吧，他几乎因为严重的失眠症而自杀。
“我真的以为我会精神失常，”伊拉·桑德勒告诉我，“因为最初我是个睡得很沉的人，就连闹钟都叫不醒我，结果每天早上上班都会迟到。对此我非常的忧虑。我的老板也警告我必须准时上班。我知道如果我再这样睡的话，就会丢了饭碗。”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朋友。有个人建议我应该在睡觉时集中精神注意闹钟，结果导致了我的失眠症。那个该死的闹钟的嘀嗒声缠着我不放，让我整晚都睡不好，在床上翻来覆去。到了第二天早上，我几乎动弹不了，又疲劳又忧虑。这样持续了8个星期，我所受到的折磨简直是难以言表的。我深信自己一定会精神失常。有时我会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好几个小时，甚至想从窗口跳下去，一死了之。”
“最后，我去看了一个我认识的医生。他说：伊拉，我没有办法帮你，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帮你，因为这是你自己造成的。每天晚上上床后，如果你睡不着的话，就不要理它，对自己说：‘我才不在乎睡得着睡不着呢，就算是醒着躺在那里直到天亮也没有关系。只要我躺在这里不动，不为这件事担忧，便能得到休息。’”
“我照着他的话去做，”桑德勒说，“不到两个星期我就能安稳地睡着了。接下来不到一个月，我就能每天睡8个小时，而我的精神也恢复了正常。”
使伊拉·桑德勒饱受折磨的不是他的失眠症，而是由失眠症所引起的忧虑。
芝加哥大学教授萨尼尔·克里特曼博士曾对睡眠问题作过很多研究，他也是全世界研究睡眠问题的专家。他说从来没有听说哪一个人是因为失眠症而死的；实际上，可能有人会因为失眠而忧虑，以致体力下降，受到细菌的侵袭，但那种伤害是由忧虑造成的，而不是由于失眠症造成的。
克里特曼博士还说，那些为失眠症担忧的人，他们的睡眠通常比他们所想象的还要多。那些指天发誓说“我昨天晚上连眼睛都没有闭一下”的人，实际上可能睡了好几个小时，只不过他自己不知道罢了。
举个例子，19世纪最有名的思想家斯宾塞先生在老年的时候还是独身一人，寄宿在一间宿舍里，他整天都在谈论他的失眠问题，使得他周围每个人都烦得要命。他甚至会在耳朵里带上耳塞，来避免外面的吵闹声，镇定他的神经，有时他还吃鸦片催眠。
有一天晚上，他和牛津大学教授塞士同住在一家旅馆的一个房间里。第二天早上，斯宾塞说他昨天晚上整夜没有睡着，可实际上却是塞士教授根本没有睡着——因为斯宾塞的鼾声吵了他一夜。
要想安稳地睡一个晚上的第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要有一种安全感。我们必须感觉到有一种比我们强大得多的力量，它可以一直照顾我们到天亮。
汤姆斯·海斯罗浦博士在英国医药协会的一次演讲中，就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他说：“我从自己多年行医的经验中发现，使你入睡的最好办法之一就是祈祷。我这纯粹是以一个医生的身份来说的。对那些有祈祷习惯的人来说，祈祷是镇定思想和神经的最适当也最常用的方法。”
“把自己托付给上帝——然后放松你自己。”著名女高音、电影明星珍妮·麦克唐纳告诉我，每当她感觉精神颓丧而忧虑得难以入睡的时候，她就会诵读诗篇第二十三篇，让自己得到“一种安全感”：“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令我躺在青草地上，将我引到可安憩的水边……”
可是，如果你没有宗教信仰，不能这样轻松地解决你的问题的话，你可以采用另一种方法来放松自己。大卫·哈罗·芬克博士写过一本名为《消除神经紧张》的书，提出了一种好方法，那就是和你自己的身体交谈。芬克博士认为，语言是所有催眠法的关键，如果你一直不能睡着，那是因为你自己“说”得太多，使自己得了失眠症。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使你从这种失眠状态中解脱出来。具体方法是对你的肌肉说：“放松！放松！放松所有的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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