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在的监狱编号是365号，屋子不大，最多有十几个平方，但却挤了二十多个人，糟烂的地铺占了整个房间的80%，躺下就是人挤人，连翻身都很困难。
伙食更操蛋，比猪食强不了多少，发霉的大米，水煮瓜菜，有时饭菜里的腥臭味让人作呕。当然，人家的态度是爱吃不吃，死了也不管埋，直接抬出去扔海里喂鱼。
每天，战俘营里都会有尸体被抬出去扔了。
这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和障碍。
要知道，志愿军不同于乌合之众，也不同于国军，而是受过思想激励教育的。
于是，营内连续发生了几次小暴动，打死了几个穷凶极恶的看守，志愿军也牺牲了六十多人。
经过几次暴动和抗议，我们的条件有了点改善，美联军的看守也不敢那么放肆了。
当然，表面看似平静了，营中却暗流涌动。
几天后，陆续又有俘虏被送进来，我们屋里进来的是一个三十多岁，说着一口湖南话的矮瘦子。
据他说自己是六十三军的，他是三团一连的副连长，叫胡一明。
有新人入伙，战士们自然要极力打听外面的局势了。
这胡连长也健谈，说外面战局糟透了，志愿军被十七个国家的军队追着屁股打，整师整团的被打垮，尸横遍野，被俘虏了有十几万人了，他们一个连只剩下两个人，没吃没子弹的，饿的走不动，在大山里转了一天，最后被美军俘虏了。
说完这些，见众人哑然失色，不知所措，就又叹了口气，说美军快要打到鸭绿江了，准备进入东三省，另外国军也在东南沿海频频出击，大有齐头并进的架势，我军现在人心惶惶，焦头烂额的，国内形势也乱了，各地大规模暴动不断，政府岌岌可危，云云。
总之一句话：美军国军很强大，我军越来越糟糕，已经处在四面楚歌的地步了。
我坐在地铺靠墙的角落里闭眼听着，心里隐隐觉察到了某些蹊跷。
按说，所有俘虏进来，面对陌生的战友，都心存畏惧的，说话也最多发些牢骚，更多的是沉默和对其他牺牲战友的哀叹。
可这姓胡的副连长，知道的事也太多了，早已经超出他认知的范围了，连国内国外和世界的形势都讲的井井有条，这绝对不正常。
一天上午，趁着出去放风的时候，我和营教导员王大胜悄悄交流了意见，最后一致认为那个胡副连长很可能是国军派进来的特务，目的是打击我们的敌对情绪，借以往湾湾那边拉人。
因为这种情况在别的监区发生过，有不少原国军士兵都反水了，有的还在身上刺了字，以示对共军的仇恨和对国军的忠诚，甚至还有人用泥巴塑了个不伦不类的女人像，说是自由女神。
现在，国军特务也渗透进我们监区来了，咋办？
跟那姓胡的去国军哪儿？不行，去了也是当炮灰，共军一直要打过去呢，即使在那儿死不了，还得被俘虏，那下场就更可想而知了。
王大胜小声问我：“你愿意去那边吗？”
我脑子一闪，不敢说实话，反问道：“你呢？”
他摇了摇头，坚决地道：“打死我也不去，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呢。”
这正合我意，也忙道：“我也不去，我还要养我三爷的老呢。”
两人‘情投意合’，你一句我一句，就把目标盯到了胡一明身上。
那个东西在忽悠人心，早晚要坏事，万一俘虏们都被这些特务忽悠去，只剩下少数，那就成了众矢之的了，我们还能有好吗？
两人商量来商量去，决定弄死他。
可，他是国军派来的特务呀，又在他们把守的俘虏营里，一旦他莫名死亡，我们也肯定会遭殃。
所以，我俩又拿不定主意了。
我想起了催诈的绝技，但苦于没银针开眼，犹豫再三，就小声问王大胜：“你能搞到缝衣针吗？”
王大胜一愣：“用针扎？不行的，针眼他们也能看出来的。”
这我自然知道，望了望高墙四周上的持枪士兵，低声道：“不是的，只要能搞到缝衣针啥的，我会让他死的天衣无缝。”
王大胜眨眼看着我，还是不明白我要咋干，但也不再问，想了想，道：“必须缝衣针吗，细铁丝行不？跟针一样粗的。”
我除了银针，还从没用过其他替代品，也不知管不管用，但也没办法，只好含糊地道：“差不多吧，你能搞到吗？”
王大胜说房门后有一根钢丝绳拉扯固定着房梁，可以从绳头处掰下根细铁丝，不过因绳子上有铁扣，铁丝也掰不长，最多四五公分，行不？
这也只好凑合了，行不行谁也不知道，就看老天爷帮不帮我们了。
防风回屋，一进门，我就把眼光盯向了门后那根固定房子的钢丝绳上，此前一直不在意它，现在才上心，有些激动也有些忐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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