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在的是一个排，有二十三人，排长叫李大干，是个只有二十出头，个子不高，面色黝黑的南方人。
我们三班班长叫张小小，山东兵，跟我是老乡，他人高马大，勇有余而智不足，不过有我这个副班长帮衬着，屡建奇功，所以他对我是言听计从。
我们手下有四个兵，河南、山西、江苏、广东的各一个，虽然口音不同，但都是穷苦出身，能吃苦，也能吃饭，很朴实。
平常，我们以班为单位，四处侦探可疑动向，一旦有事，就迅速集结，集中力量打击。
这也是解放军的老传统，拿手好戏。
一天，大约是农历十几吧，我们班奉命翻越、跋涉了三座山头，两条河溪，来到了一个寨子外围潜伏下来。
这寨子叫旺贡寨，寨子不大，远远望去有十几座吊脚楼和茅草屋，周边圈了一圈篱笆，还有一个瞭望的哨楼，不过上面没人。篱笆外侧是一条环绕寨子的小路，再外围就是茅草和杂树了。
据说寨里有一股土匪或地主武装。
我们的任务就是观察盯梢，最好是抓个‘舌头’，掏出情报。比如敌方的窝点，兵力部署，及他们纵横串联的暗号等。
这种潜伏抓‘舌头’攻寨子的事，在影视剧中和文艺作品里都演烂了，无非是惊险有余而智勇更足，最后以极小的代价全歼敌人，获得胜利等等。
但现实中，那种情况有是有，却很少，更多的是敌人不是傻子，也不会抓到人后放着不杀，等他成功反击或逃出。
而我们遇到的情况更操蛋，傍晚的时候在一片甘蔗地里刚潜伏下来，一个士兵就被毒蛇咬死了。
心惊胆战地刚把那士兵挖坑埋了，另一个人又稀里糊涂地掉进了陷阱，生生被井底的尖木穿了几个透心凉，瞪眼张嘴地呜呼哀哉。
这特娘的，还毛事没成，就牺牲了俩人，剩下的四个人有些神经质了，老实地趴在一堆，连动都不敢动，生怕又有意外发生。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雾气也笼罩了整个田野村寨，几步外就看不清人影。而这也正是我们摸哨的最佳屏障。
班长张小小决定由他带着一个战友借着夜色和浓雾摸到寨子边缘伺机抓个活口。我和一个外号叫豁牙子的河南兵留守。
行动前，我们约好，一旦听到枪响，我和另一名战友就拼命打枪，吸引扰乱敌人的火力和注意力，掩护他们撤回。
我们谨记在心，抱着卡宾枪，望着张小小俩迅速消失在浓雾里后，便趴在那儿伸头支耳地紧张地听起动静来。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前面寨子那边始终没有动静，而张小小俩人也没踪影。
我心里就嘀咕起来，这工夫也有半个来小时了，难道张小小还没瞅着目标？还是在浓雾中迷了方向，摸到别的地方去了？
又一想，不可能，我们距离寨子直线距离不过二百米，寨子那么大，他俩就是闭眼走也不会错过。
于是继续等。
这样又等了约三四十分钟，还是吊毛动静没有。
我身边的小战士也急了，用河南话低声问我：“郭班长，他俩咋还没回来呀，是不是被寨里的人黑了？”
这也有可能，但以我久经沙场的经验猜测，这种可能很小，因为即使被逮，起码会传来枪声或喊叫声吧？就是稀里糊涂地掉进陷阱里，也会发出撕心裂肺的惊吼呀。
我顶着一头雾水，低声道：“别瞎说，张班长厉害着呢，他俩不会出事的，肯定正在吊脚楼附近寻目标。”
小战士不吭声了，我俩又紧抱着枪，伏在那儿眯眼听起动静来。
可，一等没有，二等不见，直到又过去了近两个小时后，前面还是任何动静都没。
即使性格再好，再能沉的住气的人也会毛了，何况我俩。另外，身上也被大脚蚊子叮糊了，手、脸、脖子，甚至屁股上都鼓起了一层层的疙瘩，既痒又痛，难受的要死。
我们小声嘀咕了一阵，决定悄悄摸上去看看，到底是啥情况，反正不能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回去，否则，没法交代，李大干排长也不会饶了我们。
我俩悄悄从地上爬起来，抱着枪，眼紧瞅着脚下的地面杂草，猫腰一步步小心翼翼地往前面移动。
出了甘蔗地，颤颤巍巍地试探着越过田埂，沿着脚下被踩倒的茅草，继续往前摸去。
夜色如墨，浓雾困绕，我的夜眼也看不见啥东西，只能用那只肉眼模模糊糊的估摸脚下和前面。
有时实在太费劲，就干脆闭上眼摸索。
就这么着在黑暗和浓雾中往前摸索了约十几分钟，脚下还是杂草和水洼，间或有几棵杂树。
我心里估摸着应该快接近寨子外围的篱笆墙了吧。
便蹲身眯眼往前瞅了瞅，但这是徒劳的，因为四周皆伸手不见五指。
于是只好再起身往前一点点摸索。
这样又摸索了约十几分钟，蹲身瞅瞅，还是没发现任何东西，除了没人高的茅草就是杂树荆棘。
你娘，难道我们也迷失了方向了？
我想到这儿，心里就虚了起来，也不敢再往前瞎走了，转头伸手想把身后的小战士止住，可摸索了几下，竟只抓到了一根树枝。
咦，不对呀，他一直紧跟在我屁股后的呀，有时脑袋还顶我腿上呢，这咋又落下了？
我蹙了下眉头，低声叫道：“豁牙子，豁牙子……”
黑暗中，后面没有应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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