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壁的！”三麻子激动的脸都红了，“二分钱买来的。”
原来，隔壁大通铺有十几个住店的，有个做小买卖的从青岛那边过来，这张报纸的用途是一缕缕的撕下来卷旱烟叶吸的。
无意中被三麻子看见，便不动声色地说要拿着没事解解闷，但那个年代，纸张是非常稀罕的，尤其是在社会底层，抽旱烟的人都千方百计寻些纸张来用，那做买卖的小贩不给，三麻子就随手扔了二分钱，反正是玩骰子赢得。
就这样，才把这报纸拿到了手。
对于别人，这就是张废纸，最多能卷几支喇叭筒旱烟的用处，而对三麻子，却是个宝贝。
另外，三麻子去隔壁大通铺并不是单纯的玩钱，再说那些个出苦力的也都没几个钱，他的目的是要物色个亡命徒之类的人物，去当铺宰了那个姓胡的老板，抢回玉镯。
这点是非常符合麻子睚眦必报的心理的，但无意中却看到了这张报纸，于是暂时打消了报复的念头，回来专心研究起更大的复仇计划来。
既然黄福贵的二孙子黄长武已被派到了青岛，我们下一步的计划应该也会尾随去那儿吧，这，是肯定的。
第二天一早，三麻子从兜里摸出昨晚赢到的三块大洋，让我去前台掌柜那儿把毛驴赎了出来。
而后一路迎风冒雪地奔向了青岛。
路上经过诸城县地，他用金元宝跟一土财主换了一辆马车外加二百大洋，再加其长工的两个良民证，这个价，我们明显是亏大了，但为了一路畅通，三麻子也不计较这些了。
三天后，我们顺利通过了胶澳铁路线，进入了青岛市区。
青岛这地儿虽不大，但却是鬼子的大本营，1917年日本人赶走了德国人，霸占了这地盘，后被赶走，但隐秘地留下了很多特务，为重返中国做准备。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人不费一枪一弹又占领了。
可以说，是那些以商人身份做掩护的日本特务在其中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我们赶着马车通过重重关卡，来到了前海一带太平路上的一个叫龙山宾馆的旅店住下了。
这宾馆在市区属于中等档次的，一个房间两张床，一晚需三块大洋。顶一头驴的价格。
但三麻子却并不计较，下榻宾馆的当天，他就带我去布店，每人做了两身绸布衣裤，长棉袍。
我因旧裤子裤腰上还藏着那张藏宝图，不舍得扔，就干脆把裤腿铰了，当短裤穿，反正别人也看不见。
为这事，三麻子还骂了我一顿，但也没让我屈从。
住在中档宾馆，就得做上等人了，这点，我们早已做过，轻车熟路。
只是良民证上的名字有点磕碜，三麻子那张叫王老五，还算凑合。我的则是：苟臭臭，这名字一看就是没文化。原主可能也是个大字不识的阿猫阿狗类的吧，当然，给地主扛活的都是穷人，也指定没啥出息的，不定这名字也是办良民证的时候现起的呢。
不过，虽然名字臭，但我们是有身份的人了。
来青岛的目的是准备开家商号，做些土特产一类的买卖。
麻子是老板，我是他的小伙计。
第二天，我们穿戴一新，坐着黄包车先在市区几条繁华街道转了转，接近中午的时候，就来到了岛城有名的花柳地：劈柴院。
这地方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贫民窟，本地土著，外来盲流、耍手艺的，跑单帮的，国民党流亡政府的小混混以及暗娼等等，大多聚集在这儿。成了青岛的一大社会风景。
而越是这种地方，信息量就越大，这也正是三麻子所急需的。
黄包车把我们拉进一条胡同后，我搀扶着三麻子来到街边一家特色小吃店里，要了三个菜，一壶酒，边吃喝，边观察着进出过往的各色人等。
这店铺靠近十字街，规格算是中等，能进这儿吃饭的，没有一个出苦力的，多是些社会上吃得开，有些能耐又爱好吹牛皮的人物。
其时，天色已近中午了，正是吃饭的时候，我和三麻子在大厅里对桌而坐，却并不闲聊。
饭店里陆续进来了几位顾客，穿棉袍戴棉帽的居多，只有一个人则头戴日本牛逼帽，穿着件油渍嘛噶的黄棉袄，脚蹬一双磨出了里子的长筒皮靴。
这人有三十多岁，粗壮结实，一进门，就晃着膀子走到一靠窗的桌前，头也不抬地大声喊道：“伙计，半斤二锅头，一碗羊肉汤，外加两个火烧，赶紧的！”
口气重，底气足，可能是这儿的常客，身份也好像管事的那类人吧，比如市场管理员或治安员。
店伙计应声奔了过来，冲他一点头：“四爷，您还……”
话刚到这，那男子忽地站起，一把揪住了他的衣襟，瞪眼道：“咋的了，看爷吃不起饭了吗？先记着，等过两天老子就把老账新帐一块给你结了……”
那伙计似乎并不怯他，而是一动不动地继续说道：“四爷，俺们这店买卖小，掌柜的说实在是快揭不开锅了呀，您还是去下一家看看吧。”
那男子一把推开店伙计，骂咧咧地刚要拔腿刚要走，眼光正和我们相碰，他似乎有些抹不开面了，遂硬声冲店伙计道：“你信不信老子会找人砸了你这家破店……”
这口气，一听就是个不入流的二混子，没啥大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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