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还停留在正统、大义、德治上面，另一边是在考虑国家整体的发展战略，这在层次上就不是一个级别的。这就像晚清被西洋各国搞得支离破碎、处处被动一样，人们的思维方式并不相同。
同样，宋国也并不能实际了解华盟所作所为的真正意图，换他们来会在占优时只要几个东一块西一块的荒凉之地吗？会提出在接界地大家都撤军的要求吗？更不用说什么国民过来自由置办产业了。
不过在士大夫眼里，不理解归不理解，但地割了，华盟提的要求他们都是被迫答应了，尽管自己是进行了遮羞处理，可内心总是不舒服。哪怕是你为我好，只要是强迫要求我的，我至少是已失了面子。
所以，单凭威压他们或者和他们讲和平是并不能消除他们的敌意，他们面上不说，但背后也会去制造受辱的言论，在民间挑起反华盟的声音。那怎么来解决？那就是用“利”来解决。
华盟光高喊和平的口号让他们裁撤军队看似给他们朝廷省钱了，实质上却是损害了一大片人的私人利益。这才是他们真正反对的原因，你就算是真正的想和平他们也会来说你是狼子野心。
因此，真正使宋廷平息下来的却是杨德抛出的平夏计划。“我要平夏，所以才要你们撤军。”这可比和平的口号上更站得住脚。而且你宋也一起来平夏，那你们就有获得名和利的机会，你的军队转个地方就可以去立功。
因此，当赵楷、王安中最后回到汴京后，翘首等待了近一个月的各系官员们眼镜和眼珠掉了一地，精心策划准备好的各种版本的奏章、弹劾炮弹、慷慨说词全成了无用之物。几个宰执更是暗中抹了一把汗、松了一口气。原本微妙、暗流汹涌的局势一下就为之一变，在几个眼明手快的人带领下很快就转了方向。
现在平夏和以前的联金伐辽可完全不是一回事。首先在道义上没有任何障碍，西夏千不该万不该也遮遮掩掩的称皇帝，这可是士大夫们的逆鳞，以前他们只是无可奈何，所以宋夏也从没真正和平过；其次华盟的武力已是清晰，废辽灭金两次大败宋军，这平西夏是多半也能够成功；最后华盟对垂手可得的河北之地不要却去帮他们去除西北边患怎么说也充分表现了华盟对宋的诚意，使他们少了点对华盟的后顾之忧。
所以此时若再要有人来兴师动众的和华盟搞对立那这个人的立场就有商榷商榷的必要了。而最关键的是他们从中看到了名和利的机会。当然，在这其中并不是人人都有利，有部分人在远期来说是要受大损，因为虽然没有养寇为重的气氛但总有人是靠寇来吃饭的。不过他们却也不好来反对，他们就是来反对也于事无补，因为华盟并不一定要靠宋国的联手。
总之，宋国开始跟着华盟的指挥棒转了起来，枢密院很快就派人过来和华盟军部商讨军队配合的问题。
而华盟本身一系列战略都是紧凑串联的，平金的辽东军队在稳定局势后就已往大同府慢慢集结。他们原本还预备在宋国不肯低头时用作威逼宋国河东用的，现在再等燕地的军队过去就可以开始平夏了。
华盟的军部早已成规模，里面的组织、后勤、考核、参谋等等一应俱全，并且由于一直是单一系统不参杂其它因素，其运转的效率也相当高。
其中的参谋部不仅有军事上的参谋，还有综合战略的参谋。而社会上也有相当一部分读书人很喜欢干这行，他们就喜欢在幕后出谋划策让别人去冲锋陷阵、叱咤风云。杨德当初就特别留意了那些辽国官府内的幕僚们，他们中有不少是简单家庭出身也安心于幕僚工作，杨德就把他们给组织起来，专门安排课题来谋划。
科举制下的幕僚都是科举场上淘下来的，没了太大的野心也能安心的为东家出主意。但在能力上却是不能小瞧他们，历史上不乏一个落泊举人秀才就能帮人建一国的事，就是西夏的开国也是。所以现在杨德基本只是指个方向，具体的方案、计划、实施都不用太关心。而这些旧幕僚新参谋也被杨德的宏大蓝图所刺激，内心荡漾、激动难耐，谋划起来更是尽心竭力。
这次的平夏战略最后的方案也是出自他们的手。不过这次灭夏有点特别，夏要灭，但地却不一定要去全占。
西夏的存在是有其偶然性和必然性。国主李姓族本是党项羌族拓跋族，他们从唐开始就一直利用节度使的名义对党项诸羌进行征服扩充势力，等到宋朝时，他们的势力就已覆盖了大部分的党项诸族。此时宋太宗要他李家举族进京，他们当然就有本钱来反抗，西夏也顺势立国。
北方民族有个特点，一般各部各族间矛盾连连并不容易统一抱团起来，但一但被统一，那就算不是势不可当也是难于消灭。党项诸族也是游牧民族，也都有各族间仇杀不断的特点，但李姓党项就完成了统一各部族这个很偶然的条件，并也进入了难于消灭的必然性。
只是党项诸族毕竟范围不大人口不多，因此最终也没成大气侯，西夏还要靠和辽结亲来平衡宋国的攻势。
而正因为西夏同样有游牧民族的普遍特点，因此华盟在策略上就不能像对待女真人这中半耕半猎民族那样对待。女真族华盟可以以占领全境纳入治理的方式来进行，西夏则不行，华盟现在还没有那个精力去和他们玩躲猫猫，更不可能去扶持哪个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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