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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庆待了一会儿，就回到了自己的府衙，准备明天下午抽个空去郑府看一看郑光，透露一下自己的身份，给郑光一些提点，这样心性的优秀少年，实在是太少见了，大明国运江河日下，有识之士心急如焚，奈何皇帝陛下沉迷于仙道，不愿振奋朝纲，那么，若要改变现状，就只能把希望放到下一代人身上。
正如他之前所说的，自己修身尚且不佳，自己的家人管不好，谈何治国平天下？他所尊崇的大能王阳明是最优秀的修身典范，龙场悟道之后大彻大悟，修身到了极限，终于突破了先人的禁锢，独创了自己的心学，以“知行合一”为学说核心，立地成圣，成为一代圣人。
当官那么多年，从科举时代开始所见到的诸多读书人里面，崇尚心学的人不在少数，真的，王阳明以其出众的才学和优秀的品德得到了很多人发自内心的追随，虽然阳明心学不得官方认同，甚至被一度禁毁，但是真正的学问，是无法被阻止流传的，在朝廷政令最为薄弱的南中国东南沿海，阳明心学被广泛传播，王学门人遍布东南。
大明中后期以后，江南的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完全取代北方成为了中国的经济中心，但是政治中心一直还在北方，没有活跃的商品经济刺激，大明的官方政治思想依然僵化，政治跟不上商品经济的发展模式，从而酿造成了南中国和北中国之间巨大的矛盾和脱节，倭寇之乱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真正了解到倭乱根本原因的人不是没有，从北方调职到南方任职的范庆在两年的任期之间，逐渐地察觉和认识到大明政府的行政风格和江南地区活跃的商品经济之间的巨大矛盾和不协调，他在处理政务的时候，往往会遇到很多难以抉择的尴尬问题，一面是朝廷的政令，一面是百姓和大商家的经济威胁，他真的很为难。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心学最核心的灵魂所在，也是千百年来仁人志士们所追求的治国平天下唯一的方式，但是就这个唯一的方式，能真正做到的，实在是太少，太多太多人满腹经纶，但是轮到做事，却极端无能。
他们把阳明公的心学视为异端邪说，但是他们自己也忘记了，或者说根本不愿去想，孔圣人所言“因材施教”“学有所专”之言，岂不是和“知行合一”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今儒学，到底是孔子之儒学，还是董仲舒之儒学？还是朱熹之儒学？
阳明公的追随者千千万，但是真正能有做到“知行合一”这一点的，实在也是不多，阳明公文能治国武能安邦，将自己的所学全部展现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圣人，真正的知行合一，而当今天下读书人，却把为国选材的抡才大典当作荣华富贵的晋身阶梯，而不是展现自身所学的阶梯。
读书是为了做事，不是为了荣华富贵，可从前宋以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才是读书人读书最大的驱动力。
每每念及此，范庆都觉得痛心疾首，朝政到了如今这个地步，纵然是皇帝沉迷仙道不理朝政的问题，但是如果内阁大臣们和朝臣们一心治国，皇帝几十年不上朝，又如何？没人，没有一个人做到了知行合一，只是说说而已，即使王学门人，也是如此。
但是在这片浓重黑暗里，范庆却在苏州发现了一线曙光，那个特立独行的纯洁少年，那个洁身自好的少年，荆川先生的得意门生，荆川先生本身也是王学门人，心学集大成者，早年科举为官，见到朝廷黑幕之后，失望透顶，所以辞官归隐田园，这样的人纵然可敬，但是却也没有为世人带来什么实际上的好处。
成为了苏州知府以后，范庆越来越发现知行合一的重要性，他越来越觉得自己学的东西不够，书上的东西是死的，但是人却是活的，死的道理如何治理活的人？能写能说，却不能做，这是大明朝读书人目前最大的问题所在。
而那个少年，每每提到问题的时候，不仅仅是从大义上阐述自己的观点，阐述圣人之道，更可贵关键的，却是提出解决问题的实际办法，他会说这样做的道理，为圣人言说，但是之后他想的是如何做，而不是如何说，出于这种务实的观点，他的文章也写得非常华丽，但是华丽之下，却是扎扎实实的基础，而不是空中楼阁。
他绝不是那种下笔有千言，胸中无一策的书生，是个真正能够做事情的干才。
能培养出这样的学生，也真不愧是大名鼎鼎的荆川先生，想来，荆川先生自己也从这些年的静修里面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大家都说祖宗之法不可变，但是祖宗之法当真不可变吗？前宋坚持祖宗之法，坚持到了崖山，这就是祖宗之法？如果这是的，我想，祖宗之法真的要变一下了，阳明公或许也是这样想的。
夜幕降临，郑府一片安宁，郑光转危为安，大家都安心了，用了晚饭之后，大家伙儿就各自去休息了，老夫人觉得晚上郑光可能会醒来，到时候肚子会饿，就嘱咐厨房把煮好的鸡汤和白米饭准备好，她亲自送到郑光的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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