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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兴所在部门的前任出了问题。这位前任虽无什么祸国殃民的大能量，却足可以搞垮一个系统、一个地方。在他掌管的王国里，简直是随心所欲地玩弄起老掉牙的权术，随意所欲的抛出一个莫名其妙的刻印着自己标记的东西，别人一时不明白只有他自己清楚，在他掌管的系统里，采取高压手段，不接受的硬灌，不服从的打压，实在不能容的干脆清理掉，整个系统被他搞成了如同充满肃杀之气的阴森森鬼蜮。长着一双无所不明法眼的那位高层领导，识破了他的伎俩，视若儿戏，以电闪雷鸣般的手段一举铲除，顿时拨云见日，随即安排张兴走马上任，接管了这个部门，对张兴来说成了天赐良机。
欧阳兰与张兴再次相聚，提到吴为对反腐也有一番见解，引发了张兴的好奇，特意把吴为约来谈论反腐。
吴为道，我对这个问题断断续续思考了不下四十年。起初是走后门问题，后来是双轨制下出现的倒爷现象，国企转制的资产流失，连同对文革的反思。文革前夕围绕农村四清运动出现的道路之争、主义之辩，直接促成了文革的发生。如果再往前追溯，建国初期的土改，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都可以联系起来进行一番梳理。我对腐败的总体判断是，腐败首先是经济问题。如果调整视角，转换思维方式，就会发现其中藏有转化升华的机巧。贪腐，虽然已成为寄生在社会机体上的一颗大毒瘤，社会却有新陈代自我净化除垢之功、自悟反省之灵性，对大毒瘤有抑制减轻缓解根除的作用。现在已经煨出贪腐生态链，很难单独摘掉哪一环。这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利益驱使渐渐形成的生态链。贪腐难除但绝对不是不能根除。贪腐不会永远存在。贪腐事件的密集曝光，紧锣密鼓出台的一系列反腐措施。正在加速贪腐退出历史舞台的步伐。现在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这样的生态链是寄生在社会机体上的毒瘤，自信只要出现良医开出良方用上良药施以良术必可收到良效，既铲除毒瘤又尽可能缩小毒副作用。同时也渐渐衍生进化出比现在的社会机体更加健康进步的样式出来。人们不必用这样既危害社会又危害自己的贪腐方式去获取利益，这并不是简单的替代。而是一种超越，那时的社会将怎样嘲笑今人的不智不仁。
土改时也要给地主留下一定数量的土地以便让他们自食其力。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赎买的办法。现在的腐败，已经固化为阶层化的行为，面对这样的既得利益集团，不同于过去面对的剥削阶级，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也存在赎买的问题。对既得利益集团采取赎买的方式，使他们接受改革，利用手中权力扶植新生经济体。这是以较小的代价较小的风险实现了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过渡，实现了多种经济成分共生共长的局面。
这个视角一下子吸引了张兴的注意力。
他接下来继续说道，腐败里面普遍存在着各种形式的交易，交易就有自愿的成分，对于双方是互惠互利，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力求实现自身效益的最大化。这里面有没有正当合理的要求呢？改革开放富起来，这个富起来。应不应该肯定官员们的富起来也是合理的。官员们也同样需要激励啊，你没有安排合法的渠道方式去激励他，他会不会考虑自我激励。老百姓找他办事他不办，会不会想办法激励他办事。如今这个时代，对官员是不是应该激励，如何激励，已经成为再也不能回避的话题了。公开的主张依然是公仆。结果，官员们却背上无官不腐的政治压力和道德压力，在全民致富浪潮中又独自承担着经济压力，人为压低官员收入。
官员们要保持简朴的公仆生活，有一个全民贫穷的大背景。又有生活供给制和职务终身制提供的制度保证，才不至于使官员们陷入捉襟见肘的尴尬境地。如今供给制和职务终身制被打破了。继续让他们长久地保持低薪状态，一旦退出岗位立刻就会沦落为贫民。尤其是官员职业风险上升。面临着问责追责的风险上升，低薪加深了他们所面对的经济压力。政治地位的荣誉感和道义上的感召，在这样日常的经济压力面前会失去效力。长此以往也会极大损害他们在公众面前的形象，减损他们的公信力。比较那些变身为企业家的同僚们，收入相差几十倍甚至数百倍。
吴为又继续道，我们这代人刚好赶上低薪向高薪的过渡阶段，我有幸赶上了实行所谓年薪的时代，比较我那些过去的同事，如今一年或者两年的收入就相当于他们一辈子的收入。我如果没有年薪做支撑，日子自然会非常寒酸。这就是工薪阶层的命运。我在实际工作中发现，腐败背后隐藏着一些正当的行为，比如，规定好的业绩挂钩办法，到年底兑现的时候，上级发现业绩非常突出的个人和单位，如果按照原办法兑现，收入非常惊人，于是毁约，致使下属违法谋取利益。有些行贿者是为了企业或者单位的利益。有些地方官，为地方的繁荣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要远比企业家的贡献大得多，百姓生活在富足适宜的环境中也格外满意。由此我联想到，官员们的低薪是否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他们的贡献被人为的低估，结果回报率被过分压低，助长了违法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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