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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为应何校长的约请，来校讲解培根与荀子的劝学篇。吴为这次开场并无客套之语，开口即背起劝学篇，台下的同学们却乱哄哄地议论着。何校长看着这场面感到面子下不来，想说上几句，吴为忙做出拦阻手势，他一直流畅地继续背诵着。场面渐渐地平静下来，同学们都为他的记忆力感到好奇，倾听着他的背诵，似乎想听出点遗漏错处，接下来感到佩服，继而引起一些同学的共鸣，跟着背诵起来。本来语文课堂教学就有齐诵的训练，这也正是同学们的拿手好戏，报告厅里竟然出现千人一起背诵劝学篇的景观，产生了少有的气场和震撼力。
背诵完劝学篇，吴为道，谢谢同学们，荀子的劝学篇，同学们都能背诵，我也不必多言，他讲的核心，是培育学习精神，运用大量形象生动的比喻，深入浅出强调的是学习要坚持不懈。从劝学篇，我们有必要了解和把握的是，中国传统知识文化的特点。中国传统知识文化从教育角度看，它的文字叙述方式多是短句短文，各自独立缺乏体系性，知识单元之间缺少内在联系，显得比较松散，枯燥，易学难记，又有高度的思想性和高明的智慧，使人难以理解领会。知识本身的这些特点，使得学习过程单调，缺乏吸引力，学习成为苦事，要想学习掌握这类知识，必须刻苦。在我国历史上，出现劝学篇这样的名篇并不是偶然的，有它特定的知识背景。围绕学习的励志理念，突出一个苦字。头悬梁锥刺骨，学海无涯苦作舟，知识之根苦。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通过下苦功，死记硬背记住了，掌握了。这样的知识人格化，也容易使人成了书呆子。难以流畅通达潇洒。以旧时身着长袍带着眼睛古板刻薄的私塾先生最为典型。向被教育者教授这样的知识，依靠自觉对很多人会失灵，应时而生花样繁多的惩罚手段。私塾的打板子。现在的高考，也是对教育苦情的继承和延续。会宁教育经验的五苦精神，可以称得上教育之苦的代表，领导苦抓、家长苦供、社会苦帮、教师苦教、学生苦学。现在有的学校喊出的口号，血狼精神，与我同在；有的班级用民选的方式征集班训。结果是同学自创的“高否？否！富否？否！帅否？否！滚去学习！”被采纳；个别学生甚至用只要学不死、就要往死学来自勉，考前出现吊瓶班，简直成了现代版的头悬梁锥刺股。为了应对高考，有的学校甚至召开誓师大会，低年级同学向高年级同学宿舍喊楼减压鼓劲。考这样的知识，伴随着恶搞，小学试题问水浒梁山大旗上书四个字都是什么字，有学生回答，三碗不过岗；问水浒结局，吊死的是西门庆和潘金莲；问唐僧三个徒弟的法名。回答你我他，又问唐僧取经为了什么，回答是。想知道我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同学们，这样咋一听起来胡乱的答法里面，有没有玄机，很值得玩味一番。我把两位徒弟的法名稍作调整，沙和尚的法名应作悟能，是说三个徒弟中他是本事最差的一个，应该多悟本领；猪八戒则贪吃好色。法名正应该叫悟净，以净化贪心淫念；孙悟空。本事最大，却争强好胜。动不动喜欢卖弄本事，甚至打出齐天大圣旗号，老子天下第一，悟空就是让他把这一切争第一的名利心看淡了，心里腾空了，也就由唐僧的三徒弟变身为我们生活中的你我他了。报告厅里响起一片笑声，同学们都为他的妙解逗笑了。
吴为不待笑声停下来就接着讲道，高中生考试，问，如何理解三人行必有我师，回答是三个人一起走路一定会有一个人能教我；为什么说没有金瓶梅就没有红楼梦，回答是金瓶梅作者是曹雪芹的先祖。
我们再来看培根，他也有个劝学篇，是他的散文集，其中的名篇论读书，最为经典，里面有一段经典的描述，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哲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这段话最后四个字也有译作皆成学问。他这段话讲的是知识的人格化，西方的知识具有科学性，所谓科学就成体系，各个知识单元之间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富有审美特质，概念之间环环相扣，知识体系如同叠床架屋一层层建构起来，只要理解了很容易记住掌握，可以说象钳子一样牢牢地钳着你的好奇和兴致往里面走，这是形容概念的演绎对人的思维产生内在强烈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知识体系，只要入门了容易引人入胜，使人发生强烈的兴趣。人一旦学会理解了它，推崇的是能够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可以不必苛求用书面的语言死记硬背，不求文义一致。当知识化成能力，也就不必继续重复学习同类的知识，可以用能力去面对实际问题，实现真正意义的创新。我们的理科学生和文科学生，对各自所学的感觉差异，其实就是反映了两类知识体系之间的差异。文科的突出特点，就是有大量需要背下来的知识。
吴为又深有感慨地道，我读道德经、论语、孟子、庄子、墨子、荀子，感觉是，道德经在思想上处于巅峰，它的内涵就不能用知识的标准来衡量，五千多字，蕴含的思想和智慧，你能领会到什么程度它就是什么程度，是那种难以企及的高度。这样的感觉很难说得清，思想、智慧到了一定高度就处于模糊状态，用语言文字来表达是有局限性的，也很难用标准化答案来衡量，带有佛教的意味，需要参悟。我国古人笔下的经典之作，短小精悍，博大精深，常常是参悟所得，自然也需要我们用参悟的精神去领会。上善若水。善如浩浩荡荡之水会养育滋润万事万物，自然包括人心；厚德载物，德乃精神性的东西。是说德化的人格可以担当。钱学森提出我们的大学教育不出大师级人物，我在这里继续延续上次与同学们讨论的金庸作品话题。在金庸的作品里，出现许多大师级武侠人物，那些武侠人物的成就之路对我们也是一种启示。要通过教育的方式培养大师级人物，很重要的问题是人文精神怎么培养，国学经典里包含的那种精神很难用教学的方式获得，需要参悟。西方的基督教，讲的是爱心，这个爱心可以养育培育。比如，英国小学有爱心增长课，富兰克林的美德计划，变成普通人可借鉴采纳受益的精神。我们的高考，其实是对科举制的延续，用标准化、格式化流水作业式的程序，实际是以肢解的方式使精深高妙的东西肤浅化了，切割成大量枯燥的知识去教学生考学生，又用这样的标准化方式来考验学生掌握成体系的现代科学文化的能力，用呆板的考试来衡量学生对那些高深思想高明智慧的掌握情况。
如何应对高考？吴为道。我给同学们讲个故事。我的儿子叫吴宋，他在中考时，班主任找到我的爱人。直截了当地说，吴宋根本考不上重点高中，学校的意见是不让报重点怕影响升学率。我爱人听了却执意要给孩子报重点，我不管你们升学率，我要让我儿子接受最好的教育，考不上拿钱我认了。后来校长又找，我爱人依然坚持。考试时，我就场场等候在外边，每当看到吴宋出来。远远就看到这孩子轻轻松松、高高兴兴的样子，见面不等我问呢他就说考的好。我感到奇怪了。怎么场场都说考的好，心想等成绩出来再说。吴宋却笑着说。考前老师说了，每科考完出了考场碰到有人问考的怎样，就说考的好。我说，那是对所有同学讲的，但能做到这一点的同学可没几个，结果呢，这孩子还真考上了重点。吴宋后来高考，估完分，坐在身边的我一听生气了，与上年的录取线差不多，也太悬了，责问道，就这么个成绩，还说考的好。随即拿起吴宋的教科书，才发现了问题，用过的教科书象新的一样，就好奇地翻起来，一看更加气道，你怎么连教科书上的习题都没做完？吴宋却很轻描淡写地回答，够用就行。分数公布后，吴宋自估成绩刚过二本分数线。我爱人感叹，这孩子，中考学校不让报重点，高考又是几乎踩线，总是那么晃晃悠悠，让大人担惊受怕。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儿子估分却很准，中考高考自估与实际得分都只差2分，便说这孩子干什么都有个准头，以后也会知道自己的行为有什么结果。等吴宋大学毕业考上硕士后，心情激动地对我们说，一年半的时间专门做一件事，那样的感觉挺好的，却也有一种虚脱感，再也不想考试了。虽然如此，接着相关专业的各种资格证还是乘势一考而过，我很感慨道，这孩子幸亏没有去去拼高考，给自己储备了后劲啊。
吴为继续讲道，我们从这个故事里能够得到什么启示？我们讲了多少年的减负，效果不理想，这里面也有个观念问题，学生自己怎么对待学习的负担、压力。这个故事里的吴宋，在调节着他自己的负荷，他并没有去拼题海战术，没有长期把自己绷得太紧，事理比较好理解，弓满易折，或者会使弓失去弹性，他如果拼来拼去会不会也厌学挂科啊。不止一个状元总结道，任何一本中等水平的辅导书都能覆盖高考内容的98%以上，每个科目如果能把一本书的习题及其思想方法彻底钻透，应付高考已游刃有余。当然了，做到这个彻底钻透十分不易，需要一定的重复，庖丁也是在杀了成百上千头牛之后才能达到目无全牛的境界。不少学生也因此陷入机械重复的误区，不停地做题，最终却是收获不大。我就亲眼见过一些学生，习题集一本一本地做，在考试时遇到过几次的相同类型，甚至是一模一样的题目却依然一错再错。做题是为了掌握知识与技能，而不是看着一大摞做过的习题集获取某种虚无的心理快感，哈哈，这些题目我全都做完了。习题像风吹过一样从脑子里流过，最终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每做一定量的题目。我们都应该稍微停留一下，问问自己在这些题目中学到了什么，这也是题目在脑海中酝酿发酵的过程。做题、思考、再做题、再思考。这样循环上升的方法是极有效的。也有些学生走上相反的另一个极端，套路化。或者说是招数化。做了大量的题，有学生就会分析提炼出种种套路，怎样的题目用怎样的方法，颇有些见招拆招的味道。应该说，这样做还是很有效的，比起单纯拼题的那种做法高明些，尤其是对付陈题、旧题，高考中也确实会出现这种题目。但是。套路化的最大害处在于它会扰乱你的知识结构，使你舍弃对本质规律的透彻理解，对题目的思考扭曲为一种程序化的过程。高水平的出题者，会将各种题型重新拆分组合，创造出新的题目，套路、招数之类的应对策略就会彻底失灵。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应对高考要以无招胜有招。我讲的我儿子，他还是有很高明的地方，他对我曾经说。他特别善于做那种大题，特别是感觉能对付那类模糊的题，初中时一次化学考试竟然考了98分。老师还特意把他找去，夸奖他答得好，超出了老师的想象，这样看来，他的够用就行，就显得有些底气，有了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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