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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下午，吴为接到贺飞的电话，告诉他常思去世的噩耗。吴为在仓促间打了常思给他留的电话，打通了却无人接听。叶枫看了那个号码说是小灵通，的确，人死了怎么还能接听，也成了无法沟通的沟通。
吴为恍然间萌发了一种孤独感，从此以后失去了一位倾心交谈的挚友。那年学校缩编降格减员，常思因买断工龄辗转曲折到了一所大学任教，吴为一直以为他找到了比较理想的归宿。因他买断工龄，后来虽然有些联系却不象以往那样频繁。在听到这个消息的两个多月前，常思还给吴为打电话，问吴为的情况怎样，近期又有什么新作。吴为知道他的身体瘦弱一直不很好，十几年前曾做过一次胃手术，便问他身体如何。他很轻描淡写地告诉吴为最近只是做了一个肠道小手术，没什么问题，吴为约他有空来校一聚，说自己这几年又形成了一些想法，并留下他的新联系电话。
吴为痛悔由于自己的大意，为什么没有在病重期间去看望他。没想到这次约定竟成了生死相约，成了在人间无法兑现的约定。吴为从贺飞那里要来常思前妻的手机号码，打了几次可能因为忙都没有接听，后来终于同他的前妻联系上了，前去悼念。他的前妻对吴为说，他得的是直肠癌但一直没有告诉他，学校改革，对他的打击非常大，从买断工龄后情绪一直不好，后来找的工作又不顺心，心情很烦躁很压抑。由于他妻子的精心照料和隐瞒病情，庆幸的是他没有受到多少病痛和心灵上的最终折磨。吴为很怀念这位挚友，两个人很谈的来，后来虽然联系不多却也彼此惦念，现在才感到，他心中有苦却从来不对自己表露流露，却在临终前不久还在关心自己问讯自己的情况，他在人间很少有知音，心中一定很孤苦。他的身体太贫弱，惟独不缺少精神，在他临死前四天，还去参加了一个党派高层人士组织的座谈会并在会上发了言，不论发言内容如何评价效果好坏，说明他仍在进行努力，比起那些身体虽强壮但遇到艰难险阻精神懦弱的人来说，他的友情和精神，是很值得珍惜和怀念的。
对吴为来说，刚刚过去的那场阵痛余波不止，常思的死又格外使他的心情沉重起来。应该告诉同时代人们一些什么的那种想法越加强烈了，经过一番思考探索，把积累形成的想法汇聚起来写出了乐业至上，印发成小册子，在一定范围内分发听到了一些好评。过后却又总觉得，有些事情没有说透。还想说什么，想告诉人们的还有什么。连他自己也一度陷入茫然之中。后来拿起圣经重读。这次读圣经，使他有了好奇心。我们心中无神，让我们相信有神，太难。可是，圣经中的神，或者上帝，为什么能够使那么多人相信？读来看去深思，不得其解。后来想，也许宗教的思维与我们的思维不同。读到传教士说的话，有属血与属灵的划分，二者互不相信。我们的思维，要让人相信，必须看的见、摸的着。圣经中也用显神迹的方式让人们相信上帝的存在。猜想，宗教里信任机制的形成，一定是另有原因，很难用我们的常态思维去理解。圣经里的语言，与我们的语言很相似相近，从信任机制看，又如此相异。同样的话，有人就信，我们就不信。什么原因会造成这样大的差别。读神之简史，里面有句话，神是经过长期修炼达到的非常高层次的现象，使吴为很受启发。他思考，人的内心中能够生成什么感受、想法，是由什么控制的。人们为什么这样想而不是那样想？有人为什么会生出那些奇怪的想法、感受？过去讲，不同文化背景，造成想法的相异。现在想，更深一些层次，是教化不同。西方人或者其他国家的人，经过了宗教的教化洗礼，我们是通过孔子思想教化。不同的教化思想方式，造成心性差异。二者有许多相通，但根本上教化的机制不同，信任信服的机制不同。经过宗教教化，生了根，信服，奉行。有些主义主张教条，也讲牢记、铭刻，甚至要求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可谓要求确实有深度，对许多人来说就是言行不一、说做不一，嘴上说一套，行动上是另一套。那时流行语叫口蜜腹剑。尤其是，遇到自己的事情，就饶不开、想不通、过不去。怎么说也没人真正信服。真要象宗教里讲的那样，有上帝或者头上有三尺神明，时时刻刻在察看你的言行，并根据你的言行即刻或者未来肯定奖惩你的言行，那就很容易实现天下皈依。但上帝或者神明偏偏让你看不见、摸不着，言行的惩戒也不存在一对一的即刻对应关系。靠这个让人信服就难。难，就需要在内心找原因。内心是什么原因？信志不刚、不坚、不牢。圣经里也有大段和反复的描述，上帝的告诫一再遭到违背，上帝为了赢得子民的信任、驯化子民的心性很费苦心，用了各种招数。各种宗教也设计了各种仪式，仪式起什么作用？就是为了通过千百次重复的单调的仪式，强化信心信念。吴为通过阅读圣经引发了进一步思考，觉得我们的心性太容易滑脱，好不容易确立起来的观念信念，轻而易举地就被一些琐事消解冲刷掉了。
吴为思考乐生的中国人，这个思考是在丑陋的中国人、智慧的中国人、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愚昧的中国人等展示国民性的平台上，提出了一种新的视角。这个视角能不能成立，要面对两个考验，一是中国人的国民性中，是不是存在着乐生的成分。国民性，无论好坏，首先就面临一个事实上是否存在的问题。作为国民性，就不是在极少数个别人行为中偶然闪现的特征，从时空角度看，它要有广泛、普遍的分布，不仅当代人有，以前各个时代生活的人都程度不同有所表现。如果事实上有，通过揭示、阐释、提炼，把它展示给世人。如果事实上存在，一当展示出来，就会引起同类的共鸣。鲁迅的《阿q正传》一发表，他的许多同行就对号入座，又引起社会强烈反响。这说明鲁迅先生对国民性作了杰出的展示。二是国民性具有生态上的适应性，很自然地产生了变异问题，属于良性还是恶性，当然，展示的目的，恶性的提醒人们要革除，良性的要发扬、张扬。乐生这个话题，按照大家非常熟悉的经典说法，劳动还不能成为乐生的手段，而是谋生的手段。乐生似乎离我们很遥远。面对现实，职场上存在的严峻竞争形势，迫切需要提供社会保障的庞大弱势群体——讨薪的农民工、贫困的下岗职工、落后地区的农民以及家境贫寒的学子，强势群体存在的贪腐，思考起来，要么使人紧张、压抑、痛苦，要么使人痛恨、愤慨。时下也流行着找乐的氛围，也有追求乐生的表达和倾向。面对普遍的谋生压力，谈论乐生这个话题，也许令人感到滑稽，要不就会使人感到艰难沉重。
吴为又想到，在日用常行中，想不该想、想行不通的事情太多太多。是心智陷入误区。如何避免去想不该想的事、什么事情是不该做的事情，而且能让百姓信服，很难。吴为碰到有些人想不该想的事情，便耐心去告诉应该怎样想。把应该告诉同时代人们一些什么，化为日用常行的告诉，把这种告诉积累起来扩展开来，进一步把用心思考的结果汇集起来，就形成了一种新的精神活动程序。
人的内心中如同感染病毒一样，删除了烦恼、痛苦还会感染再生。靠删除不是根本解决办法。由删除痛苦上升到如何在内心中消解产生痛苦的根源，驱除内心中隐藏的病毒？阿q就陷入了一种不断删除痛苦的困境。看起来需要对阿q的精神胜利法进行新的否定。有了新的否定才能实现超越。为了反映超越，吴为依然保留了以前对精神胜利法和阿q的一些肯定式的评价。对有些人来说，能够娴熟地运用精神胜利法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保留下来还有另外的理由，提醒人们注意，对已经成为定论的东西，是否还可以从别的视角提出问题，也许会引发出新的发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吴为是很推崇精神胜利法的。它里面的确有合理内核，现在看来，精神胜利法也有局限性。阿q至少不是乐观智慧的最高表现、最好的载体。靠精神胜利法删除了**还会再生**，陷入一种低水平的删除—再生—再删除—再生的循环往复中。要摆脱这种低水平循环就要另外寻求超越的途径，已经编制好的精神活动程序需要改版升级。
删除**心态或者痛苦，需要进行心智能力的训练，但其结果有可能陷入另一种悖论之中，不顾及伦理道德的约束。吴为反复推敲，如果我自己因为某种愿望要求没有得到满足造成痛苦或者不满，删除掉了有积极意义，有助于把自己的时间精力集中到积极意义事情上去。如果我看见别人在遭受苦难痛苦，却丝毫不以为然，就把自己降低到连起码的同情心都没有了，更不要谈出手相救了。人有许多无奈感受无能为力的时候。那时，也要想是否有回旋余地，寻求转机，实在别无他法，最后才能归于顺其自然。你看到别人伤害了你的面子，有伤自尊，心生怨恨不满。临机碰到问题，一个人是否能够保持清醒，即便有了清醒，是否具有足够的心智能力对自己所面对的局面作出正确的反应，恰当的应对。我们普通人临机反应，如果从对自己是否有利，心境和判断力就会陷入狭隘视野，若能够从大局、从是非角度去对待，那就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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